叶檀：剖析一个“蝼蚁村” 如何改变杨改兰们的命运？

万达财经

甘肃杨改兰一家六口自杀身亡的惨痛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死得过于平静与沉默。

此事撕裂了社会，多数人将责任归于政府，另有一些人则认为，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精神身体的疾病残障，缺乏自控能力，都会导致贫困。虽然很残酷，但政府的责任是保障基本生存，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

向逝者默哀，同情心值得尊重，弱势群体不该受到轻视，尽可能找出背后的原因，才知道方法所在。

杨改兰这样的命运在贫困时期、贫困地区发生概率较高。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死亡并不隆重，生死都很随意。根据2003年《中国人口科学》发表的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一文，该时期粗死亡率在25‰～35‰之间，婴儿死亡率可能在170‰～200‰之间。即使皇家，由于医疗条件、政治斗争，死亡率也很高，康熙做了61年的皇帝，生了50多个小孩，其中儿子35个，活下来20多个，儿子的死亡率31.4％左右。

杨改兰一家的悲剧并不是源于吃不饱饭、身患重病等客观因素，从所报道的一切来看，杨改兰的生活灰色到令人绝望。

杨改兰家没拿到低保，很可能受到歧视。

村委会2013年村里定低保户时，曾把杨家定为享受低保户，2014年低保资格被村里取消，村主任的解释是，“当时精准扶贫的标准是全年人均收入2300元，低于这个标准就能进入建档立卡户。但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他家地多，女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还有3头牛，两只母猪”。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在阿姑山村，若能进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能享受到每户1.2万元的建房款，发展畜牧买牛每头可有1万元补助，盖牛棚国家补贴1万元，享受4万元无息贷款。对贫困农户，这是一笔大资金。

在这件事上，程序没有问题。2014年开展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行动，程序是，全村集体提名、商议，经公示无异议，上报乡镇，乡镇审核公示，确定名单。

再好的程序在这样的偏远乡村也没有用。阿姑山村是当地镇上最贫困的村，该村第四社石磊社共有9户建档，分别是是社长李进先，村支书哥哥李进忠，村支书例子李克基，李守忠，李进刚，李春生，李海荣，王白秀，李进安。所以，扶贫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扶村干部，扶村里的强势群体。

杨家每个月打工种地有2到3000元的收入，母猪折价无法获得现金，杨家因为有上门女婿和贫穷，在村里受到不公平待遇，这种刻骨的文化积淀短期内不会改变。杨改兰自己也看不起李克英，强势彪悍的奶奶杨兰芳曾经招过上门女婿，又赶走，同样看不起上门的李克英。就杨改兰本身来说，当她夺走四个孩子的生命时，根本没意识到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所以，她的生育也是一件非常随意的事。

贫困乡村存在歧视，歧视上门女婿，歧视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中国底层社会中完全没有想像中的田园牧歌，扶贫款流向了村支书的亲戚，或者流向有几个儿子的有势力的家庭，这种歧视现在克服不了。

解决的办法是建立独立的扶贫款抽查制度，尽可能抑制歧视倾向。但在目前的文化土壤下，精准扶贫只是一个梦。发展民间高效的NGO组织，改变政府主导的扶贫方式，是治本之策。

从经济的根源上说，让杨改兰们有实际上的自由迁徙权，是改变扎根于乡村歧视的最好办法，重新获得资源、重新分配资源，像英国的囚犯去了澳大利亚，重获新生。

从1978年以来第一批自由选择经商、打工的群体，都是自主意志极强的群体，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或者已经成功，或者到了较为发达的地区生活。

举一个数据。2014年7月香港大学发布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婚姻失败，对未来生活失去希望，是从前农村妇女自杀主要原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外出打工，自杀率大幅降低。

打工这条渠道对于农村妇女有革命性变革，如果在当地有固定居所、有固定职业就能落户，那么农村妇女的命运将会再次发生一次革命性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扶贫的目标已经变化。第一代具有独立意识的年广久们，早就摆脱了贫困的命运，而现在的杨改兰们，普遍自主意识与独立意识不强，处于贫困与歧视的循环中，需要跟随总体经济的发展，生活才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市场化程度必须更深入，政策必须更讲效率，才有可能改变杨改兰的命运。假设，杨改兰有扶贫无息贷款几万元，或者，可以出租自己的田地，到周边城镇开个小店然后落户;同时，让孩子跟随父母，凭借“学习券”，到初中为止的义务教育期在当地自由择校，起码杨改兰们的人生选择是多元化的，没有上过一天学，被土地和四五个娃绑定绑在村里，在普遍的歧视下，与强势到不可思议的奶奶共同在土坯房里生存。说实话，杨改兰的生产与思想跟三四百年前的人，没有太大差别。

杨改兰仍有可能选择在当地维持贫困生活，但有了选择后，有更多的杨改兰会离开土地，选择更为广阔的生活。中国是全球脱贫最成功的国家，原因就是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让被束缚的人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

第二个办法是提升义务教育的切实程度，并且初中毕业后增加两年职业教育。

杨改兰们改变命运的又一个办法是让孩子拥有比较好的教育，孩子数量绝不能多，但孩子们的基本生活前景必须因为教育，得到大的提升。

从珠三角的社会调查报告来看，农民工朋友们赚钱有两大用途：一是买房二是让孩子上学，原因就是养老与教育。杨改兰自己没有上过一天学，她给大女儿交学费，买新衣让上学时穿，对于读书有种膜拜。

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出，这是一大批受到不公待遇的“蝼蚁”，初中是义务教育，索性免除所有的杂费书费，对初中毕业接受了基本教育的孩子，有必要继续接受两年职业教育，以便找到一份工作安身立命，职业训练对于贫困家庭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类似于杨改兰这样沉默的群体，在中国非常庞大。

截至2014年底，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2010年不变价），我国有贫困标准以下人口7017万人。2014年，贫困标准上升至28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标准，贫困线以下有2亿人口。杨改兰所在的阿姑山村是个贫困村，全村人口841人，在贫困线下的有433人，过半数。

经过一轮市场化的筛选，现在仍然留在偏远贫困乡村的庞大而沉默的贫困人口，独立意志不强，智商与情商不会太高，他们的生死，似乎都无足轻重。正因为如此，政策的理性与有效性就更重要，否则扶贫款，不知道去了哪儿。

谴责地方政府，谴责歧视，固然有必要，更应拿出可以推广的低成本的方法，坦承现有社会的不足之处，一些痛点根本改变不了，只能最大限度减少人数，仅仅谴责是一种思维的偷懒。

当上亿的人生死都无足轻重时，社会一定如泰坦尼克号一样沉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