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焦虑的“超级妈妈”减负？

万达亲子

刚刚过去的一周，“高考”无疑成为热门话题，全国各地的考生们带着家人的期待进入考场，希望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而对于考场外的母亲们而言也是一场考验。孩子从出生那天开始，教育就成为母亲们绕不开的话题，在现代社会，教育孩子不仅要投入金钱，还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情感，更要掌握各类科学技能和知识，这对于在家庭中承担更多育儿功能的母亲来说是不小的压力。尤其对于职场妈妈而言，一边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一边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孩子，冲突、焦虑、劳累让这些“超级妈妈”们身心俱疲。近日，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几位专家，听听他们讲述“超级妈妈”们的焦虑现状及如何为她们减负。

一个段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孩子什么事情都会找妈妈：“妈，我回来了！”“妈，今天吃什么？”“妈，我衣服放哪了？”而唯一找爸爸的时候，问的话却是“爸，我妈呢？”

一笑过后，值得深思。一个常态的例子足以说明，在家里，妈妈难以替代，而同时，在社会角色中，女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工作和孩子都不能丢”的观念使很多妈妈成了“超级妈妈”，身心俱疲成为她们的普遍状态。如何为“超级妈妈”减负，已上升为一个社会话题。

工作与家庭哪个也不能丢

佟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从事着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尽管工作不是很忙，家里也有婆婆帮忙接送孩子，但佟女士依然感觉心力交瘁。

“孩子的事太多了！生病、开家长会、学校幼儿园有活动，我都得和单位请假；大儿子上四年级，晚上我要给他辅导功课，每周三次课外辅导班，我要接送，还要和他一起听课；小女儿也开始学习舞蹈、画画；而我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算好……”

自从生了二胎，佟女士也想过不上班了，但一想到自己上了那么多年学，最终却变成家里的“保姆”，她实在心有不甘。可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家和孩子，却又有些力不从心。

佟女士的情况是现在很多大城市女性都面临的窘境。

近期一份针对500位母亲的调查显示，超四成母亲处于中度焦虑状态，超一成母亲处于极度焦虑状态；孩子的教育和抚育是母亲最大的焦虑源，近六成母亲为此焦虑，近半数母亲为工作相关问题感到焦虑……

而关于中国女性工作与家庭方面的数字更加说明问题：

去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女性带薪工作时间几乎与男性相当，但需承担的无薪工作几乎是男性的两倍（男性为每周10小时，女性每周21个小时），说明女性承担了主要的家庭照料工作；

同时，在孩子的照顾和教育上，对当代妈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当好厨师、做好保姆外，还要解得了奥数、讲得了语法，改得了作文，出得了创意……

一边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一边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孩子，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让母亲群体的辛苦和焦虑不言而喻。

妇女理论和社会性别专家、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荣维毅指出，孩子在各个发展阶段，母亲都会有不同的焦虑和压力，而在职母亲的焦虑会更加明显。母亲被歌颂为“伟大”“牺牲”与“奉献”，也因于此。

教育竞争加剧了妈妈的付出

母亲负担过重的事实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两年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她以开展深度访谈的方式对广州15个家庭的父母和祖辈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于今年5月，发表了《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一文。

“我调查的范围是依靠家庭亲属网络照顾孩子的职场妈妈及其家庭。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妈妈确实很辛苦，也很焦虑。”钟晓慧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说。

钟晓慧把研究放在“工作——家庭冲突”的框架来分析。她认为，这种冲突所引起的焦虑首先来自缺时间的基本事实，因为“职场妈妈”的时间难以既用于工作又用于抚育。

其次，焦虑也来自女性对“理想母亲”“理想女性”观念的认同。“在调研中我发现，一方面，没有人质疑女性外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女性要上班的文化观念，既来自我国长时间实施的双职工家庭模式，也有中国市场竞争条件下生长的‘奋斗个体’的精神。”钟晓慧说，而另一方面，社会仍然认为女性应当以家庭、孩子的安全和成长作为优先考虑。“在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现代女性自身认可、接受‘工作和孩子都不能丢’，而一旦做不好，必然会产生焦虑。”

同时，钟晓慧认为，在现代社会，养育孩子不仅要投入金钱，还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情感，更要掌握各类科学的技能和知识。但问题是，“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要有一个学习、适应和应对这些知识的过程，这让妈妈们身心俱疲。”

值得一提的是，钟晓慧说到的第三点问题，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最近研究的新现象——“母职的经纪人化”。“用教育经纪人来比喻当前的母职，我觉得很形象。孩子在教育市场中被当作一个明星打造项目来经营，母亲以‘教育经纪人’式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培训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规划孩子的个性化学习方案与学习时间、亲身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最终把孩子向优质的高一级学校推销出去。”杨可说，“教育的竞争加剧了妈妈对于这种劳动的付出。”

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来自杨可以及她周围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有工作的母亲，她完整地经历了儿子小升初的筹备与竞争过程。“在带儿子去参加课外班补习时，我发现，坐在后面的家长大多都是妈妈，或者姥姥奶奶，爸爸很少。”

为了完成这个研究，杨可通过半结构性访谈收集了8个北京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案例。8个家庭中都是母亲对孩子教育负主要责任。

“按照近年来的观察比较，母职经纪人化的现象好像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可以说，现在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妈妈的付出之间的相关性已经难以摆脱。”杨可认为，只要有教育竞争存在，只要孩子必须参与这种竞争，妈妈往往就要辛苦地去付出。

完善儿童服务体系建立

在钟晓慧和杨可两位学者的调查研究中，都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在职母亲的母职负担再重也不会轻易辞职回家，而是会选择完善时间规划，尽力将母职与工作节奏相协调。而这样的结果势必会加重女性的双重压力，使其付出身心健康受损的代价。

“不管是因为生育短暂退出职场，还是永久性退出职场，这两种情况的女性都有，但数量上确实不多。她们遇到的困难不比‘工作妈妈’少。”钟晓慧说。

杨可认为，对当前的职业女性群体来说，职业上带来的价值和认可是无法替代的，很少有人心甘情愿辞职，完全回归家庭。“在我调查的案例中，这些妈妈都很享受自己的职业身份，但现实是自己的工作投入程度可以选择，孩子肯定不能耽误。”

荣维毅也发现，职场妈妈一般都重视自身的职业发展，在职场飞速变化的当今时代，只要自己能克服照顾孩子的困难，就不会退出职场，“这个观念是值得鼓励的，但不能一味表扬女性吃苦耐劳双肩挑的奋斗精神，应该从各个方面予以她们帮助，减轻职场女性作为母亲的负担。”荣维毅说。

可见，中国女性正以极大的毅力和聪明才智应对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挑战，为“超级妈妈”减负，迫在眉睫。

钟晓慧认为，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儿童服务体系作为家庭亲属网络的补充或者替代机制。一是在时间上，比如适当延长母亲产假、设立父亲育儿假；二是在服务上，比如在社区和企业建立收费低廉、质量有保证的托儿所；三是津贴方面，可以给有幼儿的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者直接发放奖励和实物。

而根据我国很多老人帮忙照顾儿童的情况，钟晓慧建议，在我国对有抚育需求的家庭在购房、租房和申请保障性住房时可以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或房租津贴。

杨可建议，我国政府应该提供一些便利的公共服务，来为母亲减负，“比如，由政府做主导，在学校里组织一些高质量的兴趣班。或者投入专门的资金，把社会上好的教育资源引入学校”。

同时，专家们普遍认为，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其作用应该充分调动。

“如果父亲积极、主动参与孩子的教育，母亲的焦虑必然会减少。”荣维毅表示，应提倡父母共同承担孩子的教育职责，这也是国际社会倡导的目标。

“要解决女性工作与母职的两难困境，需要来自男性的联盟力量，共同推进制度和观念的更新。”钟晓慧如此表示。（记者 富东燕）

本文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