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体报道成真,央企、国有金融企 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建立期权激励机制,未来通胀预期下行,股市上升。
A股市场有347家上市央企,董事长、总经理近年来收入稳步提升,2013年人均薪酬达到79.87万元,分别比地方国企和私企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高出15%和30%,中集集团总经理麦伯良以869.7万元年薪夺魁。除了薪酬之外,六成央企上市公司负责人持有股份,2013年人均持股市值超7000万元。仅以此计算,薪酬下跌70%数据将高达3.88亿。从最乐观估计,央企营业费用不会因此上升,暗地里补偿高管,这就意味着中国最大企业开始了一轮迅猛的降薪潮。
工资涨跌具有传导性,中国大型企业高管大幅降薪,公司内部普通员工逆势加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工资与通胀有直接关系。央企如果大规模降薪,却没有对央企造成巨大冲击,意味着市场上实际存在着较高的失业率,或者在央企内部存在大量隐性失业,表现为人浮于事的低效率,因此降薪反而有利于央企结构重组。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的新著《动物精神》对自然失业率持保留态度,用一些实地挑选的变量,模拟了通胀率从0上升到2%时对失业的影响。在作为比较基准的一个模拟中,通货膨胀率从2%永久性地下降为0,会使失业率永久性地提高1.5%。在我们的基准模拟中,通胀率为0时的实际工资比通胀率为2%时的实际工资高0.75%。其他计算方法也能得出类似结论。结论很明确,不能一味追求低通胀,工资有粘着性,存在向下刚性。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确实如此,降薪会减少消费降低通胀。但中国不同,此次降薪拿央企高管开刀,央企高管降薪影响的是特定的高消费行业,对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力等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中国企业近年来迅猛的加薪潮与人力成本上升潮不会因此被扑灭。高收入群体消费到一定程度后,对消费拉动能力递减,或者到国外追逐更高的名品消费,经常学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指的是收入越高的群体,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消费率越低,就是这个道理。中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再高,在国内消费的意愿也不会因此上升,对解决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不会有太大贡献。中产收入阶层大规模兴起,通胀预期下行,人们不再因为莫名的恐慌大规模存钱,对于拉动消费是最有力的。
中国人消费低,主因是工资低赶不上通胀的预期,由于高通胀点燃未来保障不足的恐慌之火。周鸿飞先生的论文以浙江为例,指出了贫富差距对消费的影响。1990-2006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5.2%,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2.6%,比GDP低4.3和6.9个百分点;同期,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增长了34.1倍,大大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高于全省GDP增长速度。居民大量储蓄购买资产应对通胀时代。2006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统计中,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的提升依次递减。最高收入组消费倾向只有66.3%,最低收入组消费倾向则高达99.7%。这意味着,如果收入趋于平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向低收入群体转移100元,则社会消费即可增加33.4元。央企高管降薪,有利于降低通胀预期,一些人会因此减少存款用于消费。
缩小极端的贫富差距、培育中产收入阶层、恢复通胀理性预期避免居民恐慌性大存款,对提高消费有利。
另一方面,如果以期权长期兑现方式激励央企高管,有助股市升温。目前央企高管的持股方式,无助于股市上升。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13年347家央企中“董监高”团队持股的有208家,占比59.9%,以最新股价计算,208家公司“董监高”团队持股总市值达到646亿元。347家公司中有52家公司董事长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347家央企中占比近14.9%,持股总市值35.33亿元,人均持有市值逼近7000万元,达到6794万元,为2013年董事长人均薪酬82.77万元的82倍。有些公司如万科与长期业绩结合,但多数企业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在短期内兑现使高管行为短期化,只要炒作概念而非提升长期业绩,高管就能以高价兑现收益,甚至用隐蔽的内幕交易违法变相套现,内幕交易是最难查证的。
好的企业家不怕行业周期考验,央企高管期权兑现,必须经历一个行业下行周期,证明高管具备抗周期下行能力。并且,央企经严格审计,证明没有做假帐,高管不存在法律、品德瑕疵,此时允许高管兑现期权,那么央企高管就会成为长期持股者中的一员,想方设法提升公司的长期业绩。
对真正有能力的高管而言,短期薪酬下降,可以通过业绩增长后的期权激励得到弥补。这对于诚信的有能力的央企高管是个福音,对于指望在央企短期发财的尸位素餐者,是毁灭性打击。这正是市场所期盼的效率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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