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郭敬明：我认识的富二代甩屌丝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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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从缺乏照明且狭长的过道走过来，被几位助手簇拥着。虽然身材瘦小，但任何人都会立刻知道，这一群人当中，他才是主角。在窗前的微光中站定，他微微欠身，问好，就座。他礼貌、谦恭，但绝对强势。对每一个问题，他有问必答，从不掩饰，回答坦诚真切，同时滴水不漏。拍照时，他一套套换衣服，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做出同样的表情，用不带个人情感的职业化态度对待这项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7月11日报道

对话中，这个一直被巨大争议所遮蔽的年轻人，袒露了内心深处的想法，关于财富、权力、社会公平、富二代、垄断，关于孤独与死亡。

我不要一个行业都做到99分，我就要做五个行业，都做到80分

问：如果仔细看你的访谈，会发现你经常提到一些在艺术和思想上影响过你的人，电影方面的岩井俊二、蔡明亮、王家卫。作家中，有苏童、史铁生、王小波，这些人的作品风格你会喜欢，会让很多人惊讶。但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这些人的痕迹？为什么作品的差别会这么远？

郭敬明：我涉猎的范围很广。在初中、高中我们疯狂阅读的时候，我在自贡，没办法接触到很多类型，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看到的比较多，我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2000年去了上海，这是我人生最黄金的14年，它对我的性格多少是有改变的，包括视野、审美取向。上海是特别务实、国际化的城市，它的很多文化审美很西化、国际化，它会带来很多日本、欧美文化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视野、眼界比在自贡的时候要开阔很多。你会接触更多的类型，这样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像我看电影一样，我喜欢看一些很闷的电影，比如金基德的电影，像《莫比乌斯》，我看到后面都哭了，很压抑，我觉得这是它能憾动人的东西。

但是，我是不是要拍这样的东西？不是，这就是我的选择。我可以喜欢很多类型，比如我也喜欢交响乐，那我就不听流行乐了？不是。我也很喜欢流行的歌曲，要是让我在电影里面选择，我也可能会选择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有些人是在很窄的范围内，只看一个类型的书或片子，但是有些人什么都看，口味很杂。我可能偏向后者，而且我发现我可能擅长于大众都能接受的东西。但是到了很文艺、很厚重——比如王小波、王朔、莫言的高度——我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个位置。

问：但你想有一天能到那个位置吗？

郭敬明：不勉强，很难，一两百年留得下一两个人就不错了。在电影的层面，好的商业片、类型片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通过好的资源整合去做出来的，但是传世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每个导演都想拍出那样的作品，但不是每个导演都做得到。对我而言，起码目前为止这不是我的目标，太好高骛远了，我拍电影还没有一年，就想拍出《辛德勒名单》，这是不可能的。写作上我也没有那么深的追求。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经历，我的天赋、才华。我很聪明，我可以学东西学得很快，但要是今天要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写作上来，承诺说会取得很好的成功，达到很高的位置，但是要牺牲其他很多东西，我的衡量就是，我不愿意。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判断。

终极目标是去拿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多高的文学大师的地位？这不是我的人生价值。不一定要按传统的类型要求自己，比如要得什么奖，要写得多深刻。我意识到我不能到达博尔赫斯那样的大师的地位，而且我觉得金庸也不错，哈利波特也挺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提到金庸，你还会记得他，那你说金庸的作品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其实也不是。

人的观念在渐渐发生变化，时代向前推进，曾经的主流和经典反倒变成了边缘，现在再向年轻人提到我们曾经认为是经典的东西，他们可能觉得很偏、很冷门。但是余华、莫言等，曾经是绝对的主流。随着时代的发展，怎么去定义谁是主流，谁是权威？价值标准都在发生变化。王朔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什么痞子文学啊，根本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现在都说他是大师。所以后来我不再纠结，我的性格、审美使我不爱走极端。当然，阅读门槛很高的东西，我也很喜欢。

我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就是，不是要一个行业做到巅峰、做到99分，去无限地追求，我就要做五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80分，我的人生体量是400分的总体量，而你是99分的总体量，你很难说是99分更成功，还是400分更成功，我可以又做作家，又做导演，又做商人，每一样我可能都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做得都还不错，都是在优良的阶段。这样人生价值实现出来的东西也可以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

问：这是在后来你的可用资源、你的协调资源人脉的控制能力能达到更多行业的时候，才有这个想法，还是一开始写作的时候？

郭敬明：渐渐地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的判断。从写作开始，你会面对很多诱惑，就要有很清晰的敏感度去判断哪些你能去做，哪些不能做。我以前也被叫去当歌手，去演戏，但是帮别人做过这些之后，知道这不适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明白哪些我有能力去做，哪些有兴趣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不会有那么清晰的人生规划。

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

问：在所有采访中，你都说上海对你而言，精神上的刻度远比四川要大得多。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无非受几个维度的影响：家庭教养，同伴教育，社会环境以及学校的教育。如果回到开始的时候，你在小城的生活，你父母对你未来有什么要求吗？

郭敬明：我一点不认为我有多奇怪的价值观。我的爸妈很普通，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念书、好好努力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才能有钱，不然就会很穷，找不到好老婆，怎么才能买大房子，买车，孝敬父母。全中国90%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小孩的，很少的精英群体会说金钱不重要，要去关怀人类。我父母不是教授，我现在作为公众人物，（人们）对我可能有更多要求，但是回到最初十几岁的时候，我哪会有那样的想法。这个价值观是错的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错，它很朴素，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我父母对我要求的前提是不能犯法，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得靠自己的努力，这是我父母给我的基本教育。

我的价值观是从小形成的，只要不犯法，靠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工作过上好日子，别人就不要干涉我，你管我怎么花钱，管我怎么去选择我的人生，我又没有去杀你，没有去走私、贩毒，我合理地享受生活。我赚了这么多钱，不用就对了吗？还是说要全部捐给别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要看他如何得到钱，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要是赚了钱去嫖娼，就是值得批判的。但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买名牌就有错吗？那干脆把所有名牌店都关掉好了。讲名牌、讲物质就有错吗？说我的电影在宣扬，那所有的时尚杂志不是更疯狂吗？把所有时尚杂志先关掉好了。

我觉得大家把它上升到了极端的对金钱的仇恨。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钱，只要有钱就是错，就一定会产生对立。

问：这和中国社会发展矛盾和贫富差距有关。

郭敬明：对，我觉得我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一个符号的作用，让人们去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要煽动、挑战什么。以前爸妈每个月给我1500块钱，我就在1500块钱内生活。除了交学费、食堂伙食费，剩下200块，就买200块的鞋子，剩下500块就买500块的书。现在可能一个月不是1000块钱，是10万块钱了，我如果还是按原来那样来花，那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管是我，还是《小时代》，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都不是矛盾的源头，矛盾取决于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贫富分化，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突然有了这样一个现象，给大家一个地方去宣泄，所有情绪都往这边走。

问：你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坦白讲，是不是最初也有逆反心理，“你们这样说我，我反而要炫富给你们看一看”？

郭敬明：我觉得之前也有炫富的阶段，但不是你说的这种心理，而是很朴素的。比如男孩买了辆山地车，会很想给朋友看，女孩买了漂亮裙子，会想给闺蜜看。还是小朋友的那种有了好东西的心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忽略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2004、2005年，那时不太成熟；但是现在，你看不出我穿什么品牌，我也很少会对外提及我用的什么、穿的什么，也很少会聊这样的话题。确实我也渐渐过了迷恋品牌的年纪，我觉得舒服就好了，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还感到有些害怕，社会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去衡量你，要求你，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强化自己的安全感。现在除了隆重、正式的场合，我也不会过分讲究什么。以前是不讲究不行，别人会要求你。现在不讲究，别人不敢说你不行。当你越强大，自我越完整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用外界的符号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符号，一个品牌的形象。就像乔布斯，永远就是一件黑毛衣，你也不能说他什么。

问：你在自贡小城的生长经历，是让你觉得到上海面对繁华之后，有自卑感、不安全感的基础来源吗？

郭敬明：可能前一两年，大一、大二刚进学校的时候会有。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写书赚钱了，所以那个阶段没有持续很久。那时候我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顶多对上海有向往，但回到校园，大家都是学生，有人比你（条件）好，也不会那么夸张，不会像现在这个程度。父母那时候给我的钱不记得了，可能不到1000，这还包括学费那些，剩下来不多。那时在学校里不想花钱就不会花钱，但是要进城就不一样了。让我头疼的是，我是学影视工程的，要配用设备，DV什么的，十几年前的自贡还不知道DV是什么，上海也还没普及，老师让我们买，对我的家庭条件来讲还很困难。

那时眼界很封闭，根本不知道一个杯子可以卖到几千块，一双鞋可以卖到1万，当时跟同学的差别可能就是我的鞋子500，你的鞋子1000。那时有压力，但是没有到受不了的地步。反倒是成为公众人物，进入娱乐圈之后，压力陡然放大了。就是刚成名那两、三年。

问：在小城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在大城市里立足，但仍然有着小城青年的自卑和劣根性的这样一种人，这是（指凤凰男）贬义词吗？

郭敬明：自卑在我身上越来越少了，几乎不会有明显的存在。但周围有朋友说我骨子里还是像乡下的小孩，喜欢热热闹闹的，吃饭、出去玩要带一大帮人，有天生热情的张罗感。但是从小在纽约、东京生长的小孩，那种冷漠和隔阂是很难改变的，可能自己享受红酒、美食。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坏事，我性格里就是喜欢分享的。我当作家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喜欢写东西、有才华的人，我就想帮他们宣传，推他们，为他们站台，这样我们公司也会越来越好，我本质上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越来越好。我拍电影之后如果身边的人想做导演，我就会尽力去推动。我希望有这种热闹的感觉。

问：28岁的时候你立了遗嘱，你是很怕死的人吗？

郭敬明：我不怕死，主要是我死了之后有太多事情。如果我只是小白领，每月一两千块钱，能留给别人什么呢？没有立遗嘱的意义。但是天灾人祸说不准，不能抱着撒手不管的心态，你的公司、父母、伙伴怎么安排，留下那么多的问题，不能撒手不管。我是掌控性很高的人，我喜欢我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的状态是，现在大家都是以我为核心在工作、生活，我怕因为我的问题造成他们巨大的变动。不管我在不在，我都希望他们能安稳地发展，哪怕给他们两三年的缓冲期都好，他们能在这个缓冲期里再找新的工作，而不是我突然没了那种状态。

问：你的那些随笔、散文当中能反映出你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你曾经写过，“我要挣足够多的钱，让父母在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可以治病，甚至换命。”这种不安全感是一直伴随着你吗？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掉吗？

郭敬明：可能就是在父母方面上比较较真。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跟你动怒，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碰，这是我的底线。我一方面很喜欢他们，随之而来的是，我很怕他们离开我。虽然现在我没有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屏障，哪怕退到最后的位置，我还是一个儿子，这个身份是最底限的安全感。但是他们去世了，我连最后一个身份都没有了，这是比较可怕的。

我小时候和他们关系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明明我知道是花钱可以解决（父母的健康）的问题，而我没有钱，我会恨死我自己。往往很多疾病是没钱治而放弃，我看到这样的新闻会受不了，我太容易被这样的东西刺到了。写母亲、父亲的电影我不喜欢看，对我的冲击太大，我尽量少碰这样的东西。所有尽量有一个准备在那边，怕突然有一天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他方面的不安全感已经渐渐冲淡了，你自己越来越强大，就不太怕有所谓的失去，失去了会再有，钱还可以再挣，但还是有些是你无力改变的，比如衰老、死亡。

我的身份太特殊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我来学习

问：你在一个采访中曾说到，《小时代》你连载了5年，加上拍电影1年，这段时间是你人生观、价值观变化最大的，到底是哪些东西在变化？

郭敬明：最大的变化是从学校的体系蜕变到社会的体系。在大学之前一直在变化，但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你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用担心经济收入，有父母提供给你，也不用考虑竞争，你的任务就是学习，这是一个像温室房子一样的封闭空间。在《小时代》的五年里，是我自己从大学毕业到工作的一个时期，不光是我，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经历剧烈的人生变化，以前大学无忧无虑的生活，与现在每天都要工作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继续往前冲呢，还是甘于现状？你是对这个世界妥协呢，还是坚持自己？你想要很多东西，也会丢掉很多东西，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都会经历的

与《小时代》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经历，我选择从她们大四快毕业开始写，我希望呈现她们曾经的状态，这种之前的经历用1年就够了，之后进入社会慢慢发展，这5年是她们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从曾经的学生到初步的成年人，这中间是渐渐经历的一个过程，到他们基本上有了一个完整的状态，这个故事也就完成了，成长也就结束了。

问：可是你真实的成长经历、接触的人，与你的大学同学是两个世界，你接触的是娱乐圈、资本、公众对你的指责、粉丝对你的追捧，你的同学就是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你怎么去把握这种状况？

郭敬明：其实没有办法去掌握一个所谓的参照物或者标准去学习。我的身份太特殊了，又是作家又是企业家，又是偶像明星，又是导演，那么多粉丝迷恋你，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我来学习。我大部分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去尝试。正因为这样一个过程，反而引发了在我身上的很多争议。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处理的特别好，反过来，也是很多正面负面的新闻加在一起造就了郭敬明现象，在这里有很多外力在起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很极速地成长，否则你就很容易烧得太快，瞬间熄灭。这是我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看过太多陡然成名，瞬间消亡的人，在各个行业都有。那你如何在10年、15年的时间里都在往前走，一直都处于上升阶段？这就需要你有很好的控制力，超人的付出。

所以你只能去学，自己做判断。这是一个摸石过河的过程，摸到匕首了，就有伤口，还要继续往前走；摸到好的石头，那算你运气好。摸久了，你自然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个社会的资源本来就是遵循篝火理论，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柴放到燃得最旺的篝火里面，所以说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匹配到的资源就越来越好。你的选择更多了，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必须是你希望做的，不要走得太偏，你就会越来越好。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付出别人想象不到的努力，你事业做到这么好的情况下，肯定牺牲了许多别的东西，恋爱、私生活等等作为人的享受。我的青春成长比一般人要复杂多。大家的20岁到30岁是从不懂事的男孩变成了青年，从30岁到40岁变成中年，但是我在20岁到30岁就把这两个阶段混合到了一起。我20岁时是少年，到30岁时的心态已经是中年了，40岁的总监都不跟我谈生意，我要和他们更大的老板见面，所以我的状态混合得更多，走得更快。他们有很明显的分界，但我是直接从少年变中年，这是一个急剧的过程，这中间当然对世界的价值观、认知都会产生剧烈得变化。

问：这个过程你曾多次说过，你用10年走过别人的20、30年，这样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对你的利用或者希冀，这导致你会偏向更温和、冷漠、还是无所谓呢？

郭敬明：更温和，现在没有以前激烈。我以前年轻气盛、恃才傲物，这样的状态激发了很多人对我的戒备。这些年媒体对我的看法也渐渐在变，他们发现我其实也有很有趣的地方，发现我挺努力，挺有才华的，对商业把握也很准，有新的认知。虽然没有到全面肯定的地步，但是至少跟以前拒绝了解，只从主观判断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放到几年前，这种变化我觉得很欣慰，但是现在，有了这种变化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问：你觉得自己变得温和，是从哪年开始的？

郭敬明：从做导演开始变化是最明显。这个行业的强度比其他更大。可能其他导演负责得更少，但是我还要负责投资、预算等等，更偏向于一个制片人的角色。工作程度陡然上升，接触的领域再一次放大，面对更多的陌生人，更多挑战，以前虽然是文化圈，但是毕竟接触的人很少。这时你会变得越来越理性、温和。急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激化矛盾。以前我打助理的电话，如果他没接到，我会非常生气，我会给身边所有人打电话让助理给我回电话，所以，如果没有接到我电话，助理就会很紧张。但现在我打不通就不会继续打了，会发条短信让他知道我找他什么事情。

先让别人赚更多的钱 你才能赚更多的钱

问：你接触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肯定有很多想与你进行利益交换甚至利用你的人，因为社会资源集中到你这里。这不会让你的心里越来越戒备吗？

郭敬明：我本身不是很介意钱，因为我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能赚到钱。首先要把书写好、把电影拍好，真做好了，是一定会有钱。但是你上来就想要多少钱，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反倒是做不好。我的合作原则就是，你跟我合作，我希望你一定赚钱，甚至比我赚的多，那你才会继续跟我合作。我看中的不是钱，而是郭敬明导演、郭敬明作家这个品牌，是整体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无形的，而一部电影赚几百万，这种细节太不重要了。和我合作的人我会很清晰得问他，你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噱头？钱？品牌效应？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来融资？还是通过这个项目本身去实现利润？我会在你的需求上面做方案。
问：你会这么直接地去问吗？

郭敬明：其实你不用问得很清楚，他大概就会了解。谈生意双方都会很委婉地表达商业诉求，只要互相能匹配上。你要的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对你来说也没有意义，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各取所需。如果你想要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这种合作就会出问题。我认同一个原则：你想要赚钱，就要先让别人赚钱，别人赚到更多的钱，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争一块蛋糕10块钱，你分8我分2，没有意义，把蛋糕做到100，就算我拿10%也比前者有意义。总是纠结你拿多少，我拿多少，问题就卡住了，你的眼界就太小了。一般这样的情况我就不跟对方合作了。

这都是渐渐成长起来的。处理事情、整合资源的能力是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变强的。原先出一本书会想到版税、首印要多少，满足这些就够了，但是现在出一本书会想到很多周边的归属问题，怎么去开发、整合资源等，没有那么简单了。

问：当你遇到一些问题和困惑，你怎么解决？你这么特殊的身份，有谁能让你在困惑的时候打个电话说一说的吗？

郭敬明：没有办法打电话，打给谁也不能解决困惑，连我都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更不能理解。如果是专业领域我就会问专业的人，这是技术上的。财务问题，我问财务顾问，法律问题，问律师。但是个人层面如何解决心理问题、个人品牌等等，就没有办法问别人，很难去听谁的，只能自己消化。直到现在，状况还是这样。有人说过我是一个是什么都能商量，又什么都不妥协的人。我喜欢问所有人的意见，最后整合的时候，我会有自己的判断，别人不会干涉，我也不会动摇。但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不会武断地决定，一定会跟大家商量，也会被说服。

问：不知你能不能坦诚地回答，以你的地位、状态与你年纪的匹配，太特殊了，你身边有真正的朋友吗？

郭敬明：很少。与我的强度匹配的不太可能。我身边的人，要么是与我工作的人，要么是纯私生活中的人，中间是没有交集的，（能有交集）这样的人最多有一两个。但我对这两个状态中的人都有很强的信任感，有所谓的朋友间的关系。比如与你合作久了，我认可你，不会去想着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