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下山》作者徐皓峰：商业武侠已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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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的电影《道士下山》快下院线了，依然不见原著作者徐皓峰的评价，徐皓峰用“行规”回避了尴尬。七年后，再看小说《道士下山》，徐皓峰的心境从“柳树下”变为“电线杆下”，更为现实和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

作者徐皓峰始终没有评论电影《道士下山》

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的武侠概念和电影实践，都与年长的师哥不同。陈凯歌认为，有些动作场景不用威亚无法呈现，而徐皓峰觉得，威亚像是明朝人用“双钩填墨”的技巧去伪造王羲之的书法，而他要拍的武侠片是刀刀刻在石头上，无法伪造的“魏碑”。
　　
1 不谈电影《道士下山》不仅因行规，理念也不同
　　
对于电影《道士下山》公映后引起的口水，原著小说作者徐皓峰一直避而不谈。7月1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趁热举办了徐皓峰新书《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的线上发布会，正在忙着剪片子的徐皓峰抽出半天时间接受了全国媒体的微信群访。
　　
“您如何评价陈凯歌的电影《道士下山》？”面对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徐皓峰表示不会回答这类问题。他解释说，按照影视圈的“行规”，原著作者不方便去评价导演，心有不甘的记者们在询问了关于新书、武侠的问题后，最后一个问题仍是问徐皓峰会不会拍《道士下山》？他回答说：“我自己不会拍《道士下山》，因为喜欢陈凯歌的《孩子王》。”
　　
在这个“行规早已逝去”的年代，徐皓峰的沉默或许是一种坚守，抑或是逃不掉的人情味儿。徐皓峰和陈凯歌两人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年龄相差近20岁。1993年至1997年，在徐皓峰的大学时代，还没拍《无极》的陈凯歌依旧是神一样的存在，《黄土地》、《霸王别姬》等是学院派“第五代”不倒的大旗。
　　
相比之下，陈凯歌对徐皓峰并不太了解。前几天接受专访时，他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与这位学绘画出身的师弟间的交情。在武侠片理念上，两人更是南辕北辙，陈凯歌说：“在他小说里，有个人可以双脚离地贴在墙上，这个人物我们也拍了，但没往正片里放，这个动作不用威亚拍不了，其实这不仅是威亚的问题了，而是你到底要在武戏中融入什么理念的问题。”
　　
在徐皓峰的武侠概念和实践中，威亚和替身、镜头剪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徐克、程小东们的一个“发明”，这种发明让不会武功的演员显得武功很高，但这种方式使电影大于动作本身。徐皓峰打了个比喻，他觉得这类武打片像是明朝人用“双钩填墨”的技巧去伪造王羲之的书法，而他要拍的武侠片是刀刀刻在石头上，无法伪造的“魏碑”。
　　
2 修改小说《道士下山》七年后更宏观地看待世界
　　
去年6月，小说《道士下山》时隔七年推出修订版，惜字的徐皓峰写了一个长序言《人生可逃》。原版序言《隐世者早逝者混世者》中，徐皓峰写得最多的是身边看到的人和事，而在修订版序言中，他提到更多的是那个时代，“共和”期望下的军阀混战。
　　
谈到这种变化，徐皓峰觉得跟心境有关，他对记者说:“可能跟人到中年有关，原来可以更加感性地认识世界，但进入中年后，就会对青年时候的经历有着巨大的疑问。单凭着自己的经历和感慨，解决不掉这些疑问，必须放到更高的视野上来追求，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另外我对于当代生活，越是不适应，就越要追究不适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原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徐皓峰认为，清末受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之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开始分裂、崩塌，“原来我们所有的公共事业都是儒家在搞，比如祠堂、家族、社团、行会，中国的公义事业是儒家人士和儒家文化构成的，但它又找到私情跟公义的分寸感，起码一个人犯了罪，父亲不会揭发儿子，儿子不会揭发父亲，很多年的朋友也是这样。如果要讲大义灭亲了，那人性就扭曲了，成了法家的概念。而儒家在几千年里面，消化掉了法家的一些理念，它的奉公和殉情是有分寸的，比如儿子犯了罪，父亲去检举，人伦就没了，父亲可以回避这件事儿，别人去检举你儿子的时候，不能袒护。”
　　
徐皓峰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源自儒家的分寸感，到了清末、民国时候却被当成了圆滑，或批判的国民性。而外国人眼中的清朝官员却非常优雅，“当时的法国人来到中国说，我们不能让中国人瞧不起法国人，在气度上不弱于中国人。而李鸿章的风度，在西欧人的描述里是很优雅的，那种感觉就像90年代看见周润发，很倾倒。”然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清政府也开始变革，学习日本的社会结构，把原来中国人“宽厚”的性格丢掉了。
　　
在修订版《道士下山》中，徐皓峰把小说开头的“一九二六年，杭州西湖边一棵大柳树下，睡着一个道士”改为“一九二六年，杭州西湖边一根电线杆下，睡着一个道士。”区别是把“柳树下”换成“电线杆下”，徐皓峰称这是一个很大的情节变动，柳树带有中国传统的味道儿，而电线杆子则是近代化的产物，这也蕴含着时代特征。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大情节改动是删掉了“纳粹进藏”的相关段落，这是徐皓峰出于读者的反馈做出的改动，他说：“因为出现了希特勒，读者觉得很奇怪，对于狐狸精的传说，很多读者确信不疑。而对于有明确史料记录的这个故事，几乎所有读者都不认可，觉得假。”
　　
3 回应结构太散？中国文学讲究留白
　　
谈到有读者觉得《道士下山》的故事结构太松散了，描写一个人物往往寥寥数笔，有大量留白。在陈凯歌的长微博《对你说》中，也谈到类似的疑惑，称小说的人物像撒出去的珍珠，“我看小说《道士下山》看重的是一个‘奇’字，事奇人也奇，但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像一把珍珠撒出去，有去无回。将珍珠穿起来的是下山还俗的道士何安下。”
　　
对此，徐皓峰称不能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文学，“尤其是通俗一点的大众文学，我们的读者总向西方通俗文学、向好莱坞影视靠拢，去追求人物、意义、高潮。这种文学其实就是圣经叙事，是圣经故事的写法。但中国的文学传统是笔记体小说，所以我在一开始做《道士下山》文学创作时，是按笔记体小说的方式走的，它也不是按照章回小说方式走，因为章回小说要求一个事件的连贯性，人物的连贯性。”
　　
徐皓峰的这种思维和写作方式，跟他这些年与老辈武林人士的接触有关。他在和一些武林前辈谈话时，前辈往往应该跟他说三句话，却只说一句话，剩下的让他自己去悟。如果悟不出来，这天就没法聊了。他觉得，西方的文学叙事是倾诉式的，而中国的文学叙事讲究这种留白，“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没必要去点明”。
　　
在小说《道士下山》中，徐皓峰称自己写的最喜欢的人是“程砚秋”，最满意的是写程砚秋在京剧《锁麟囊》中扮演的“薛湘灵”上楼寻球的由来，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却只用了几笔来刻画这个人物。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