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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极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记载着公元537年张僧繇在建康(今南京)一乘寺,采用凹凸法绘制壁画的事。
佛教传播过程中,重要手段之一是造像,首当其冲的西域一带。克孜尔、敦煌、云冈等石窟早期造像借鉴印度样式。活动于梁武帝时期的张僧繇是一位人物画造诣高,还会石刻造像的画家,缘于他对印度佛教艺术的理解和掌握。
首先,张僧繇在佛教人物画的造型上有所创新,他画的人物一反“骨秀清象”的传统人物画样式,变为“面短而艳”,形象丰满。虽然印度佛教人物造像“遍体圆净光”的艺术特征一开始在中土便受到抵制,但这种“面短而艳”的艺术形象可以在秣菟罗的贵族造像中找到渊源,某种程度上更多体现印度本土民族美学准则柔和、轻软、饱满。
张僧繇的另一贡献是创造了我国佛教绘画的第一种样式——“张家样”。样式的特点是借鉴天竺的凹凸花画法,以线条表现人物造型,赋色时层层晕染,使人物具有立体感。然而张僧繇决不是简单照搬,他于这一手法中同时融入书法用笔,“点、曳、斫、拂,均依卫夫人《笔阵图》,森森然有钩戟利剑的神色”
“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极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记载着公元537年张僧繇在建康(今南京)一乘寺,采用凹凸法绘制壁画的事。这里“天竺遗法”传自印度阿旃陀壁画中的凹凸技法。
张僧鲧画佛像还有一则小故事。据《宣和画谱》载:“江陵天皇寺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及孔子像。明帝见之,怪以孔子参佛氏,以问僧繇。僧繇对曰:他日赖此无恙耳。”张僧繇将孔子和佛陀画在一起,由此可见其融合两种文化的主张。
如果张僧繇融合凹凸法与中国书法技法创造“张家样”,而使得印度佛教艺术由单纯地流传开始真正介入中国绘画系统,那么曹仲达则是进一步扩大印度艺术的影响。
北齐曹仲达,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位见诸记载的少数民族画家,擅长人物画,尤其是佛画。为中国带来域外佛像画法。曹仲达笔法刚劲稠叠,人物衣衫紧贴身上,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将他与吴道子比较,并将两者佛像绘画特点传神地概括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这种“曹衣出水”的画法即为“曹家样”,是我国佛教绘画的第二种样式。
只要稍加注意,我们不难发现“曹衣出水”式佛像的造型描述,恰恰与印度笈多马图拉样式薄衣贴体的“湿衣佛像”相符。各大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传播的最初载体,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正当笈多盛期。开凿之初,据文献记载,不仅图样取自印度,且有梵僧参加。今天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云岗石窟大佛的u型衣纹与巴米扬石窟大佛的相似。因此,我认为,不妨将曹仲达的“曹衣出水”阐释为用绘画的手段,表现出当时中国西域盛行,并东渐内地的笈多马图拉样式的佛像持征。或者更有意义的表述是反过来说“曹衣出水”是将笈多马图拉样式薄衣贴体的雕刻造像手法引入了绘画,并使其成为一种造范模。
画史上对中国佛教画坛影响极大的两位西域画家,一位是曹仲达,表现在“曹衣出水”的引入:而另一位则是尉迟乙僧,表现在凹凸晕染法的运用。
本文来源:网易佛学 作者: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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