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大鹏：中国古代家具与佛教文化的深厚渊源

万达佛学

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东汉初年佛教进入我国到李唐一代的800年，是佛教文化在我国深入发展的800年，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由相互冲突、排斥到相互渗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800年。在此800年里，佛教在我国形成了两次发展高潮。

中国古代家具其实与佛教渊源深厚（图片来源：资料图）

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东汉初年佛教进入我国到李唐一代的800年，是佛教文化在我国深入发展的800年，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由相互冲突、排斥到相互渗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800年。在此800年里，佛教在我国形成了两次发展高潮。这两次发展高潮为我国古代家具的发展谱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

第一次高潮是从东汉初年到南北朝的400年。南北朝时期，佛教传统的译经求法活动方兴未艾，建寺与开凿石窟更是土木大兴。开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动，促进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寺庙的造像、壁画更是应时而生。这时期的造像和壁画，都是来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等都是域外风格。此时，天竺（古印度）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随之进入了我国，伴随高型坐具而来的垂足坐方式自然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后期到李唐一代的400年。这一时期，佛教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带来的佛国高型家具，在世俗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使用。

我们从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佛国家具脱离了天竺佛国的清雅与简单，造型端庄浑厚，装饰华美富丽，形式也多种多样。李唐一代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相融会的全盛期，是佛国家具在我国扎根落户并取得发展与创造的辉煌时期。

从敦煌莫高窟的开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日渐兴盛。我们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里，可以看到伴随佛与菩萨所带来的域外高型坐具：绳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对我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和我国起居方式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绳床——椅子

“椅子”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济渎庙北诲坛祭器杂物铭》碑阴：“绳床十，注：内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的出现早于名称100多年，而见于南北朝。
在两晋以前，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没有高型坐具。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涌入，佛国的高型坐具也进入了我国。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众都坐绳床。由这些记载中可知：这种有扶手、有靠背的高型坐具——绳床、禅床或椅子，是当时印度僧侣的典型坐具。而这些绳床、禅床或椅子，随着佛与菩萨一同进入我国也是事实。

椅子进入我国的具体时间确实难以查考，但是晋朝时已经有人使用椅子了。在新疆的民丰尼雅遗址曾出土了一件晋代坐椅残骸，此椅的座部以上已经不存，只有4条椅腿，椅腿上有四叶花纹，是印度犍陀罗风格，非常精美。由此可以证明，在我国广大土地上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时，西北边陲的上层人家已经开始使用高型坐具了。这件晋椅残骸让我们听到了中国起居方式转变的前奏曲。

佛座——墩

从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中，我们得知佛与菩萨的坐具佛座——墩种类极为丰富，有方形、圆形、腰鼓形，有三重、五重、七重，有实材的，也有空透的，装饰有壶门、有开光、有莲花图案……这些形式多样的佛座——墩在席地而坐的中原大地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中的菩萨坐墩，其形好似我国古老的捕龟捉兽工具——筌蹄，但它不是筌蹄的运用，因为从南北朝时代的壁画风格看，仍属于印度犍陀罗式样，北魏时期的佛教艺术还处于依照印度粉本描绘的移植阶段。况且，怎能用捕鱼捉兽的工具来事佛呢？于情于理都似乎不通。但史书上确有将筌蹄作为坐具的记载，如《梁书》中就曾说南朝梁武帝太清末年（公元549年），降将侯景叛乱，自称皇帝后，“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侯景之乱起于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此时佛教进入我国已将近5个世纪，佛座——墩早已进入我国。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菩萨所坐的坐土墩，应在“侯景之乱”之前就出现了。不论从该菩萨坐墩的所处年代，还是当时的壁画风格，以及对佛的崇敬态度等诸方面看，佛座——墩仍是随着佛教而来的佛国坐具。后人将此种佛座称为筌蹄，当是一种巧合？或者是一种附会。

本文来源：网易佛学 作者：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