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重金可以“造”出乔布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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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全国 “两会”期间提到，某地政府计划斥资5000万元，花五年时间打造10个“乔布斯”。徐冠华对此直言，“乔布斯”绝不是政府能够“造”出来的。由此，也引发全社会对于当下科技管理体制的热议。 服务过细，不利整体环境建设 徐冠华认为，成功创业企业、创业家的诞生，好比蘑菇的生长。对于政府来说，只需提供合适的空气、水分和温度，蘑菇就会自己长起来。政府不要自己去选蘑菇，更不要自己种蘑菇。 遗憾的是，根据传统的科研计划管理模式，政府不仅自己“挑蘑菇”，甚至连蘑菇的生长方式都会预先设计好。每年年初，科技管理部门会下达科研项目指南，让研究院所和企业根据这一“指南”申报课题，政府再从中筛选，给选中者拨款。这种带点计划经济味道的管理模式，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拿了钱，却并未从事自己最需要、最想做的科研方向。 近几年，随着对高端人才的重视，各地纷纷引进创新创业人才。为了留住人才，不少政府部门的服务越来越周到、越来越琐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透露，每引进一名高端人才，不仅要帮对方找好房子，甚至连室内摆设都要放好；家属的工作也要落实，不满意还要帮忙换。为了留下一家优质企业，有些政府部门会在各个环节开通 “绿色通道”，做到“特事特办”。这些做法的出发点固然没错，但这种“周到细致”更多表现为急功近利，忽视了科研创新环境的整体建设，并不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 扶持一个，不如托举一批 专家认为，与其为特定的一个人、一个企业提供周到服务，远不如设计完善好的政策，让企业在良好环境中通过竞争与合作走向成功。 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针对技术发达国家地区的科技政策工具的研究表明，包括美国、以色列、日本、中国台湾等在内，他们的政策重点关注研发联盟的建立，鼓励企业和企业、企业和研究院所协同作战；跟中国大陆相比，服务于个别企业，不具有普适性的政策少之又少。 耐人寻味的是，国内不少中小企业仍在感叹，许多地方无法享受平等待遇。比如融资服务，银行一方面不惜降低利率，争抢少数几家大型国企，另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审查却严之又严。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孵化器内有一家生物原材料企业，好不容易申请到应收账款抵押贷款，银行还需要客户公司盖章确认，而该客户公司又是一家大企业，不愿担此风险。“比起直接给钱给资助，我们更希望政府能着力营造公平的环境，让小企业在贷款环节中不再处处感觉低人一等”。 管得越少，好企业越容易冒出来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提供的一组数据颇值得回味。对比京沪穗三地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中来自政府的比重，北京约占80%、上海约占 30%、广东仅占3%—4%。而诞生了华为(微博)、中兴等一批优秀企业的，恰恰是政府投入相对较少的广东。罗守贵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差异，固然和三地的创新体系构成差异有关，如广东省相对缺少大型国企、国有科研院所，但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一种“悖论”：政府管得越少，市场竞争越充分，好企业反而越容易冒出来。

市科委总工程师陈杰也认为，政府可以立项，但应仅限于支持公益性、基础性研究，以及和国家战略相关的重大科研项目，其他领域则不宜过多干涉。可喜的是，市科委近几年的立项方式正在酝酿改变，在某些领域，将允许企业根据需要自行决定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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