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如梦：两宋时期的国家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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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后，《千里江山图》居然在故宫午门正殿成为时尚，人们排4个小时的队，就为了看5分钟的《千里江山图》，然后，有人吃着方便面再排4个小时的队，再看5分钟的《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原来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里的一名普通“生员”，最后由宋徽宗亲自教授的学生，他十八岁的时候，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画出了流芳千古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千里江山图》成为时尚之际，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培养出王希孟一干大师的两宋国家画院，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繁华如梦的故事。

据故宫方面称，展览还未开始，他们就收到不少国外美术爱好者提出的申请，准备组团前来观展。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大量观众，故宫院方做好了各种预案，甚至连方便面都准备好了。观众们热情可嘉，媒体也不甘示弱，海内外各大媒体纷纷给予大量报道，掀起了一轮王希孟与《千里江山图》热。

王希孟原不过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的一位并不知名的“生员”(学生)，他的一幅画作竟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那么，宋代国家画院与整个宋代时期的绘画艺术又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两宋时期，绘画创作主要有民间、文人士大夫和画院职业画家三个群体。民间画家画风朴实自然，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文人画家则以写意为先，讲究笔墨情趣，抒发个人情怀，注重意境的表达；画院职业画家多追求严谨工细、造型准确、色彩华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宋代绘画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时，这些画家群体之间又相互交流借鉴，职业画家画的精湛技艺与文人画的思想意境彼此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文人画的技艺水平与职业画家画的艺术境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水平上已经全面超越了唐、五代，并产生了范宽、董源、李成、黄筌与黄居父子、徐熙、燕文贵、高文进、郭熙、苏轼、文同、米芾与米友仁父子、张择端、李公麟、王希孟、苏汉臣、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梁楷以及宋徽宗等众多杰出的绘画艺术家以及大量的旷世画作，对元、明、清以及现代绘画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公元935年，后蜀(公元933~965年)孟昶在成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稍后不久(公元943年)，南唐(公元937~975年)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类似的宫廷画院。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对治国却颇有一套。在夺得天下以后，他以“杯酒释兵权”的巧妙之举，顺利解决了历代帝王们都曾面临的一个政治难题——功臣拥兵自重、割据专权的状况。接着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大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就这样如期而至。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宋代已经完成了由贵族门阀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普通平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随之增加，尤其是对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品更是渴求。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大量民间画家应运而生。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开封)有一座佛教寺庙大相国寺。说起这个大相国寺，在那时可是大大有名。《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园子当过临时主管，还在那里练过倒拔垂杨柳的功夫。

除此之外，大相国寺还是帝都汴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都有五次庙会，庙会上人流熙攘，交易兴隆，不仅有各类生活、文化、宗教用品，还有大量民间画家销售的图画摊点，逶迤蜿蜒如一条长龙，使人目不暇接，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北京的琉璃厂。

当时，一些著名画家的画作价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录》中说：崇宁年间，徐熙的一幅《牡丹图》，有人出价二十万；《洞天清录》也讲到：江西人杨补之的一幅梅花“价不下百千金”；又据《圣朝名画评》中记载：大中祥符年间，一个名叫丁朱崖的官员为了求得著名画家赵昌的画作，借贺寿为名给赵家送去五百两白金。

在两宋时期的319年间，除了宋徽宗赵佶，痴迷绘画的帝王还有不少。

第二任皇帝太宗赵匡义则是“富艺多才”，酷爱书画，甚至动用国家权力“诏天下郡县收访前哲墨迹图画”，设置“密阁”，专门收藏书画。他还利用他的一个亲戚孙四皓做“星探”，在社会上发现并网罗绘画人才进入“翰林图画院”，为画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神宗皇帝则喜爱山水画，尤其是大画家李成的作品，是一个超级李粉。画院画家郭熙学习李成最有成就，因此他特别器重郭熙，以至于皇宫之中“一殿专背熙作”。

由于帝王们的示范效应，一时之间，上至皇室大臣，下至百官众吏，挥毫作画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而对于一般平民画家来说，倘若能更进一步，成为“翰林图画院”的一员，那就像“入仕”“登科”一般荣耀了。

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建于何时？美术史家历来有两种看法。

另一种则认为，画院应该始于宋太宗赵匡义雍熙元年，理由是《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门外”。根据这一记录，北宋翰林图画院正式挂牌成立应是公元984年。

画院最初没有定员，画家的人员编制和职称等级并不固定，仁宗时才开始正式设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宋代数百年间，历代皇帝们给予了画院画家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分别被授以“翰林待诏”“翰林祗候”“翰林司艺”“内供奉”“画学正”“学生”等职称，穿戴官服，领取工资，享受着与现代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类似的待遇。

徽宗时期，由于赵佶对书画情有独钟，还特别“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上朝。佩鱼就是一种鱼形的袋子，本是一种装饰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宋代时一般赐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够级别的官员以及皇帝的近臣，武官、内侍等均不配发。画院的画家们能够享受如此待遇，也是十分难得的。此外，赵佶还打破了宋初以来朝廷技艺人员不得为官的传统(个别情况除外)，任命了不少画家出任正式官员。

七

画院的工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除上面五项工作外，画院画家还负有一项我们想象不到的特殊使命。即以绘画为工具，充当朝廷的间谍，收集他国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例如，开宝年间，赵匡胤准备讨伐南唐，派画院人物画家王霭潜入南唐境内，暗中画下南唐重臣韩熙载、宋齐丘、林仁肇等人的画像。有一次南唐使者使宋，宋太祖便下令将林仁肇的画像悬挂于一屋内，并有意让使者看到。使者回国之后立马向李煜汇报了此事，糊涂的李煜果然中计，误以为林仁肇已经叛国投敌，竟然用毒酒处死了林仁肇，南唐因此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抗宋大将。王霭立下此功，得到了赵匡胤的奖励，由画院祗候升为待诏。又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记载：宣和初年，宋徽宗产生了征伐辽国的想法，便派遣画学正陈尧臣出使辽国，打探辽人的动态。一路之上，陈尧臣带着两位画学生写写画画，将沿途经过的道路、河流、山脉等统统绘制成图。回宋后，不仅带回了辽王天祚帝的画像，还献上了辽国的山川形势图。徽宗见后大喜，陈尧臣因此而名利双收，不仅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官升“右司谏”。

大宋的皇帝们一直都非常注重画院人才的选拔，采取多种形式吸收画家进入“翰林图画院”，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如后蜀的黄筌、黄居、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枯、袁仁厚、高文进、高怀宝；南唐的周文矩、王齐翰、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都是在各自的国家亡国之后，随着他们的亡国之君被送至宋都汴梁，并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传奇并非只属于仗剑走江湖的侠客，同样也属于艺术家，对于李唐、萧照师徒来说就是如此。

此人自称是业余书画爱好者，名叫萧照，宫廷大画家李唐的名声对他来说如雷贯耳，更是他崇拜的超级偶像。名家就在眼前，岂能就此放过，当场就要拜李唐为师。李唐惹不起也躲不起，无奈之下，只好收下这位强盗徒弟。于是师徒二人告别山寨，南下临安(今浙江杭州)。

浪子回头的萧照跟着师傅努力学画，一段时间后画艺大进，不久也被招入画院，补迪功郎，赐金带。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改邪归正，蜕变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从此踏入艺术的殿堂。萧照的华丽转身，既展现了绘画艺术的特殊魔力，也反映了画院不论出身、唯才是举的用人态度。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绘画人才，在“太学”之内兴办了“画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迁后的高宗、孝宗时期(公元1127~1189年)。“画学”的兴办，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创办的波伦亚学院——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画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美术高考。除了绘画专业技能之外，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专业课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课则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

“画学”的专业考试形式则很有意思，考题都是古人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等等，要求应试者在创作时不仅要贴题，还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做到画中有诗。其中一次的考题，据说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时的灵感，题目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夺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画面上仅画了一匹奔跑的骏马和数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舞追逐，便将考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王希孟十多岁就考入北宋的高等学府“画学”，经过“画学”的培养，被召入禁中文书库任职。在此期间，他刻苦作画，经常向宋徽宗上呈自己的画作。赵佶发现这个年轻人“其性可教”，是个可塑之才，于是亲自担任他的绘画老师。经过赵佶亲自指点，王希孟的技艺突飞猛进。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四月，年仅十八岁的王希孟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绘制完成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画面上，群山巍峨，大江千里，村落、桥梁、舟船、林木点缀其间。画家以细致工整的笔法、鲜艳华丽的色彩，表现了大好河山的壮阔之美，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经典之作。宋徽宗见到此画后大加赞赏，并将此画赐与宠臣蔡京。可惜天妒英才，据蔡京在卷后的题跋，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奇才在几年以后，就不幸英年早逝了。除王希孟之外，还有不少声名卓著的画家如李唐、刘松年等人，都是通过“画学”深造之后才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培养了王希孟的老师宋徽宗自幼就是书画粉丝，对于绘画的喜爱，赵佶是直言不讳的。据《画继》记载，他曾对手下的大臣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还在做端王时，他就与当时的文人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绘画艺术，往来极为密切。

在创作中赵佶尤其注重写生。为了使作品更加真实，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动作和姿态。有一次，画院画家画孔雀升墩障屏，画了几次赵佶都不满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说，孔雀升墩必是先举左脚，而画家却画成抬右脚了。据说他还发明了用生漆点画动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动逼真。他的画作简洁清新，于严谨、细致之中不乏潇洒、飘逸，尤其是花鸟画水平之高，震古烁今。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邓椿在《画继》中甚至评价赵佶的创作达到了“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至高境界。

除了自身酷爱书画之外，赵佶对画院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画院的建设，创办“画学”，为画院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由于他的大力扶持，画院成就斐然、硕果累累。中国绘画史上的绝顶之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说他是画院的“名誉院长”，一点也不过分。

宋徽宗对于“翰林图画院”说得上是功劳至巨，但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却是一个奢侈荒淫的败家子。他的一生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另一个则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两个身份相互搅缠、干扰，而他自己则混淆不清、主次颠倒，把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艺术爱好上，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来满足这种个人爱好，这对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正如程水石先生在《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中所说：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最终酿成国破家亡，客死异乡的悲惨结局。

翻阅着陈旧泛黄的史料，回望两宋画院的发展历程，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绚烂与辉煌。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黄居、黄惟亮、燕文贵、高克明、李宗成、高文进、王拙、郭熙、崔白、易元吉、李公麟、张择端、王希孟、韩若拙、苏汉臣、李唐、萧照、刘松年、马远、夏圭、李迪、毛益、梁楷……一个又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影响巨大的画家，而他们留下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秋庭戏婴图》《四时花雀图》《子猷访戴图》《货郎图》《七夕夜市图》《风雨归舟图》……更是万世留芳的艺术瑰宝。

原标题：两宋国家画院繁华如梦：痴迷绘画的帝王不少

卢升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