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创业者都是愤青

万达创业

1916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英国政府通过汇丰银行买办席立功找到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的陈锦涛，提出了一个让主人大感意外的建议：愿意奉上一笔无息借款。

那时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历届政府均感财政紧张，对外借款往往花样翻新，辛亥军兴，孙中山和黄兴就曾不顾实业家张謇的反对，抵押了汉冶萍公司向日本借款200万元，袁世凯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打了八四折实际只拿到2100万，还要押上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如今倒有人提着猪头找庙门，陈锦涛当然大惑不解。

细问之下，对方才道出原委，英国人这次看上了制碱的专营权，不仅中国人不能制碱，连欧美各国也一并在排他之列。陈是耶鲁的经济学博士，于制碱是外行，但看英国人如此热心，料想是个赚钱的生意，便使了个拖字诀，暗中派人查访。

为国家争回利权的陈锦涛二战时却成了汉奸

这一了解才知道碱果然是生财的利器，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印染用量极大，也是食品添加剂，中国不能自产，市场完全控制在英商卜内门手中，因为一战的缘故，每吨纯碱的价格高达12两白银。如此利权岂能拱手让人？陈锦涛立刻回绝了英人的要求，着手物色工业制碱的专门人才，结果，大家推荐了两个人：

湖南的范旭东和江苏的陈调甫。

范旭东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他在天津塘沽有一家久大制盐公司，以海水煮盐，每出盐一担要消耗木柴400斤，成本极高，但所得都是氯化钠90%以上的精盐，超过西方国家85%的标准，一洗中国人“吃土民族”的耻辱。因为盐是制碱的主要原料，范早有意于此，但还需要高人的辅助。

陈调甫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因为欧战的缘故，英碱断供，他认为是创业的绝佳机会，正好苏州瑞记荷兰水（汽水）厂的负责人吴次伯愿意投资，他便拉上同乡王小徐一起利用荷兰水厂多余的碳酸汽用氨法制碱，所得成品纯度极高，只是作为原料的盐很是匮乏，陈便想起远在天津开盐场的范旭东。

南北两位愤青就这么见面了，二人的共同点是怒气值MAX。

范在日本就学时，笃信实业救国，攻读刻苦，日本校长讥讽，“俟汝学成，中国早亡矣”，范引为奇耻大辱。

年轻时的范旭东

陈调甫曾经为了制碱求教于法国工程师梯泼尔，后者问中国人何以热衷此事，陈答，“碱是工业原料，又可发面做馒头”，梯泼尔笑道，“难怪中国人面黄肌瘦，原是食碱太多之故”，陈见他满嘴喷粪，立时拂袖而去。

等到了塘沽，亲眼见到范旭东的久大盐场，陈调甫却有些失望，因其规模太小不说，一对3米高的小烟囱，形同蜡烛，全没有现代工业的气象，但范旭东的刚毅果决，心雄万夫却大出他的意料，范指着漫无边际的盐海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此乃我等埋骨之所也”。陈调甫后来回忆，听了这句话，他立时认定自己找到了一生的伙伴和托付终生的事业。

书生风度的陈调甫

凡做大事者必先组团队，这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来的传统，这个大哥找二弟、三弟的过程，最能显示团队的整体品位。

当初李彦宏说服陆奇加盟，活用了“秦失其鹿（微软失去陆奇），天下共逐之”的老梗，求贤之切，溢于言表；马云打动蔡崇信，用的是信任，一句“崇信，请帮我组建公司吧”，留住了宝岛同胞的心；马化腾让张小龙加盟，靠的是包容，基于识人之明的充分放权，上班打游戏，开会能迟到。

范旭东能给小伙伴什么？只有向死而生的决绝！

那一辈中国创业者都有强烈的使命感，不能救国，宁愿万劫不复，《孙子兵法》说过，“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但创业本就是以小搏大，以弱抗强，非有怒气、非有傲骨不可。

于是近代中国最厉害的一帮科学家外加管理大师就这样聚集起来，成立了历史上逼格最高的一家企业—永利制碱，与较早的久大盐业和稍晚的黄海化学一起，合称为永久黄集团，算是中国最早的工业托拉斯。

永利的团队除了范旭东、陈调甫、王小徐之外还有麻省理工的侯德榜，东京高等专业学校的李烛尘，以及远道而来的美国工程师吉尔默等等。

这帮人有多厉害，你绝对想不到。

今天互联网创业者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他们全都碰上了，书生喜欢坐而论道，永利团队却只爱实干，行事有权谋，但用心大道至公。

当年因为精盐不能南运，范旭东走过杨度的门路，从袁世凯那里获得了湘、赣、皖、鄂四省的食盐经销权，但他本人并不醉心于政府关系，所以后来就与前任财政部长周辑之闹得很僵，这次陈锦涛主动伸出橄榄枝，他当然特别配合。

范旭东很快递上了一份工业制碱的可行性报告，只是附带了两个条件：一是100里范围内不再设立同类企业，二是援引各国惯例，要求制碱用盐免税，陈锦涛全部接受，大笔一挥，下发了第1415号训令，允许永利碱厂特许经营。

永利人更厉害的是市场调研和成本核算，做得精到细致。

在洋碱流行之前，中国人用的大多是内蒙古碱湖所出的天然碱，人称“口碱”，杂质较多，卖相和口感都不好，英商卜内门看准了这一点，选择传教士李德立为中国CEO，改取体验式直销模式，雇人肩挑手提，走街串巷示范洋碱如何好用，收到奇效，加上洋碱纯度高，洁白如雪，特受中国人欢迎。

当年卜内门的氮肥广告

永利如果只图眼前利益，用口碱提取纯碱，不仅省事而且赚钱，可是一旦欧战平息，洋碱回归，必然与低端的口碱同归于尽。

道理谁都懂，然而要做优质的纯碱也有困难，因为当时制碱有两种方法，路布兰法已经被淘汰，成品纯度更高的索尔维法却是卜内门的专利，设备和技术都不对外开放。

于是永利人提前100年发现了药神的套路：仿制+自主研发。

陈调甫亲自到美国研究制碱知识，延揽人才，但公司财务困难，他变卖了妻子的嫁妆才得以成行，到华盛顿后找到了侯德榜、刘树杞、徐允钟、吴承洛等人，一起研究制碱方法，再请美国马蒂森碱厂的工程师孟德代为设计图纸，没想到后者只是把自己工厂的资料偷了出来，不做任何修改，就索价2万美元，陈调甫只好忍痛付钱。

中国近代化学之父侯德榜

所幸当时一战结束，世界经济萎靡，汇率低落，美金1元仅合国币9角，是千载难逢的创业良机，永利抓住机会，一口气在美国买入大量成套的机器设备，包括锅炉、发电机、压缩机等，算是拣了大便宜，特别是能够刨光一吨大铁圈的重型工作母机，价格仅有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工厂本身也是土法上马，很多问题需要创造性思维。

碱厂的设备笨重，塘沽码头不堪负载，颇多周折，码头到厂区又没有铁路，运输全靠人力，范旭东预先在塘沽购买了300亩土地，没想到土质疏松，承载力不够，设备安装时层层堆垒为南北两座高楼，施工时不断沉降，危险万状，永利的工程师们又研究出预打板桩的方法，巩固地基，再用铺开式结构阻止土壤外溢。

然而当时中国的混凝土强度不够，两楼建成后高达32米成为中国罕见的高楼，不过外观粗糙，沉降不均达到3尺以上，形状骇人，天津人看到，每每调侃是危楼，没想到永利人随修随补，两楼直到解放后仍然屹立不倒。

永利碱厂是当时天津一景

制碱要有化盐、烧灰、吸氨、碳化、烧碱、蒸氨、动力七个步骤，一步有误，产品报废不说，还容易发生事故。永利初次量产时，硫酸铵与石灰在蒸馏塔里发生反应，堵住了溢流孔，47米高的塔身发出巨响，摇摇欲坠，在场的范旭东等人面面相觑，脸如土色，后来陈调甫紧急改用炼焦的粗氨液代替硫酸铵，才算保住了塔身。

为了省钱，永利制碱用的是简单干燥锅，还没开工就烧穿了6个，绰号石灰窑的美籍工程师吉尔默设计了旋转型干燥锅，全用电焊，不用铆钉，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国内不能制造，还要在美国定制后搭上造价十分之一的运费请华昌商行代为运回。

就是这样，中国最厉害的一帮科学家做出的第一批产品居然还是报废了，因为混入铁锈，成品变成红色，品相不好没法销售，也没人敢用于食品，加上卜内门降价竞争，永利不得不频繁从久大调款，弄得两家公司几乎破产，幸而天津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周作民先生是民族工商业的坚定支持者，又是范旭东的铁粉，先后贷款数十万元，总算保住了永利。

历经8年的艰苦准备之后，到1926年6月29日永利真正量产时，累计投入已达200万元之巨，当年实现日产12吨，全年4504吨，以后逐年上升，不仅控制了国内市场，而且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在8月的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也获得了金奖。

1928年永利量产后迅速消灭了洋碱的高利润

如果按今天的互联网逻辑，永利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项目，为什么？

因为长达8年没有产品也没有现金流，换成今天的公司早被资本市场抛弃了，即令最后成功，回报周期这么长，也绝对不算是好生意。

永利的创始人之所以坚持，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变成行走的财富神话，也不是什么工匠情怀，范旭东说过这么一段话：

中国如果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100年前的金句可以把今天的所谓大佬爆出100条街。

投资者信任永利从来不是看中回报，而是押宝这个团队。

永利是典型的书生创业，却毫无酸腐气和书卷气。范旭东出入不乘汽车，只穿蓝色工装与工人一起步行，除了每天习惯喝一杯牛奶，自奉极俭；侯德榜更是每天都下车间，与工人一同劳作，终日不倦，每餐都是一碗没有佐料的阳春面裹腹。

美国工程师吉尔默就是被永利人的精神感动，甘愿追随侯德榜来到中国拿低薪给永利工作，每天都弄得灰头土脸，人送外号“石灰窑”，他却说，“我是实际工作者，不是白领绅士”，后来干脆改名为李佐华，一干就是20年。

永利最困难的时候，卜内门一边游说北洋政府，要求制碱用盐重新课税，一边又极力示好，希望入股永利，范旭东顶住一切压力，不但拒绝，还在永利公司章程中加入一条：公司股东只限于拥有中国国籍者。

在这帮科学家的管理下，永利简直就是旧中国的世外桃源。

永利工厂从来不用欺压工人的工头，只用专科学校的年轻学生，公司那些从欧美回国的高管和工程师们还住在土坯房里，工人就搬进了砖木结构的宿舍，永利还开办了自己的医院、食堂、幼儿园、小学和补习班。

某次，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慕名前来视察，他自知是外行，不看厂区，直接跑到食堂后厨，出来后对范旭东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跟我吃的一样”，永利后来遇到诸多困难，得自于他的帮助很多。

在财务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永利创始人一致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的民族工商业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普遍的标准是10-14小时工作制，著名的丹华火柴厂是每天10小时，宝成纱厂、大丰面粉厂都是12小时，北洋火柴厂甚至是每天14小时。

仅此一点，今天有几家企业做得到？

永利人唯一的良心自责发生在1929年发生了公司几十年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停工事件。

那时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的经济危机规模空前，实在扛不住的永利才不得已解雇了少数工人，这成为范旭东等人心底最深处的伤痕。

永久黄集团关联的企业不下数十家，范旭东前后经手的钱款难以计数，但他个人不置产业、不事蓄积，以致多年之后他的遗孀还要靠公司董事会决议提供的补贴勉强度日。

当然解放后，永利人的“觉悟”空前提高了，陈调甫就认识到，“这是用小恩小惠麻痹工人，使他们驯服的工作，以便更多的剥削，占有他们劳动所得的剩余价值。”

范旭东死时，郭沫若写了幅换联，“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一位女工也写了一幅，“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人生立世，有如此身后之名，九泉之下，当亦无负平生了。

来源：虫二  搜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