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健是中国矿业大学第十一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在山西大同市灵丘县下辖村参与为期一年的支教。
“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关注留守儿童。”与俞健不同，江西理工大学的陈章润17岁时看到一则山区支教公益广告，埋下了支教的想法。2016年11月，正值大学秋季招聘会高峰期，他放弃了3个很好的实习机会，背上行囊，一个人奔赴1441公里之外的云南妥尼村。
“短期支教能开拓学生视野、带给孩子新的课堂模式，但它更像是一次假期实践，主要受益人还是大学生自己。在长期支教中，用心教书，才能更大程度地帮助学生。”2016年9月，经历了两次短期支教后，中山大学环境学院研一的顾文明选择休学参加研究生支教团。
“我想条件艰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们，可发挥的空间也更大。”顾文明所在的队伍里，3名队员都是广东人，适应昌都的气候条件，要克服很多困难。加厚的羽绒服从头年10月穿到次年5月，5月后就换薄羽绒服。昌都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市区海拔有3200多米，“有时候高原反应导致缺氧性头痛，晚上睡不着觉”。加上工作强度大，身体吃不消，在平原地区一年都不感冒一次的顾文明，到了高原也接连“中招儿”，“离家太远，怕父母担心，生病了也不跟他们说”。
在学校对口的3个支教点里，俞健去的也是自然条件最差的一个。他选择这个支教点，是为了历练自己。由于地处山区，孩子们上学不方便，学校采取“上10天休4天”的模式。学校没有澡堂，俞健10天都不能洗澡，只能放假去县城澡堂洗澡。平时吃饭几乎都是馒头、土豆、白菜。他用“接地气”来形容自己和其他队员，“据说去年来的同学不到两周就拉肚子，我们这一批都没什么不良反应”。
支教前，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张晓雨想象中的画面，是泥泞不堪的操场、风雨飘摇的教室和穿着破烂的孩子们，但开学后，眼前的一切让她难以置信：现代化教学楼、多媒体投影仪、物化生实验室、塑胶跑道等一应俱全，趋于完备的硬件设施促使她重新思考支教的意义。
村前的大山遮挡了孩子们远眺的视线。张晓雨和同伴“张罗”“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等活动，将一个孩子们不知道的世界带到他们身边。由于支教的贵州一所学校位于城乡结合区域，学生家庭情况复杂，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比例较高，一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是“做一个好人、不惹事生非即可”。张晓雨便和其他支教团成员坐上数小时“小电摩”，一路“晃悠”到学生家里，和家长分享自己的成长心得，改变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观念。
陈章润对此有更深的体会。2016年，他支教的小学有248名学生，却只有8名乡村教师。第二学期，五年级有3个孩子辍学，二年级的一位老师离开沟头去了昆明，暂时找不到代课老师。“这可能就是乡村教育最大的遗憾，孩子因家庭缘故上学困难，学校因老师缺失教学困难。”
“想为他们付出每一分钟”
他有个学生叫曹壮壮，上课时俞健叫他：“壮壮，起来回答一下问题。”平时调皮的男孩在那一刻就像个傲娇的小女生，趴在桌子上，“老师，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壮壮了，你喊我壮壮的样子特别像我爸爸妈妈，你一叫，我就想他们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俞健的心却受到一击。
他不知多少次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打动。有一次，俞健正走在操场上，一名小学生跑来递给他一块糖：“老师，给你吃。”他说不吃，小朋友却非要给他。于是他就一边小跑一边拒绝，小朋友也追着他在操场跑了一圈。收下糖后，俞健提出要给他拍一张照片，那个小学生就像俞健拒绝吃糖那样拒绝了他，两人又在操场上互追了一圈。现在，俞健 手机相册里还有那张灰溜溜的小脸，昏暗的光线下，他看不清楚孩子的脸上是紧张还是开心。
学生们很喜欢听俞健讲历史，甚至抢着去找他“开小灶”。一开始，俞健只是给一个生病缺课的初一学生补课；谁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找他补课的学生队伍越来越壮大。有一次，他正给初二学生上着课，发现门口有人找他。一开门，门口站着一排找他补课的孩子，让他哭笑不得，也让他被孩子们的信任所感动。从此，俞健“想为他们付出每一分钟”。
有人说，从松潘回来之后，孙文像是变了个人。孙文也评价以前的自己是个“莽撞少年”，而经历支教之后，他成长了。
孙文也和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即使他的很多学生都已工作、成家，他们还是会偶尔“拉家常”。直到现在，也有学生依然会问他数学题怎么做、作文怎么改。
对孙文来说，不管是这群孩子还是曾支教的学校，都已经是他记忆中不能抹去的一部分。从支教时起，他的微信名一直没变——“孙大文要去西部”。
（孔德淇 刘俞希）
南京大学 孔德淇 刘俞希
原标题：大学生支教：在成长中感受爱的温度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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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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