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广场社区-全中国最劲爆的达人俱乐部

 找回密码
 立即入住
查看: 130|回复: 0

[佛学人生] 我解决困难的方法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9-5-29 16:26 |阅读模式
导语: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贫僧云游世界各地弘法,除了讲经说法以外,也办有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经常信徒、朋友都会问我:「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回忆起贫僧自二十岁离开佛教学院以后,为社会服务至今,七十年来,说我有困难,也没有觉得什么是严重的问题;说没有困难,也常常有一些障碍,不过,不管什么困难障碍,都是要靠人去解决的。

至于解决困难的方法,社会上有人送红包,困难就没有了;有人用请客,困难也就化解了;有人用人情拜托,问题也消失了。在当今,甚至靠法律、道义帮忙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没有。

贫僧一生不曾送过官员红包,也没有请过客,也少动用人情。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我用道理据理力争,因此,与政府、社会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如果道理不能解决的,我就用时间解决。在我想,他们是官员,我是出家人,横竖我一生做和尚,时间对我比较有利,也就慢慢的把困难解决了。总之,解决困难的方法,还是要靠勇敢和智慧。

先举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吧!例如:我的好友智勇法师,原本发心要办僧侣救护队,忽然听说要移到台湾训练,他就打了退堂鼓,说不想组织救护队了。可是你已经招募两百个同参道友了,你能不负责任吗?我基于义愤,当时就跟他说:「你不带队到台湾去,我去。」

贫僧并不是说自己当时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能力,只是觉得,人要有诚信,不可以随便中途退票。回忆当初,僧侣救护队虽然因缘没有成就,但一念的义气、勇敢,让我到了台湾,凭著佛教的因缘,让我可以广结善缘,让我走向世界;也因为有佛祖庇佑,让我得以在全球各地弘法利生。

到了台湾之后,生存的困难就来了。由于我没有入台证,不能在台湾居留;一个很好的因缘,我在前往办理户口的路上,遇到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他以警民协会会长及省参议员的身分,帮我承担责任,让我报了户口,解决了我居留台湾的困难。这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实在说,是自己遇到了好因好缘。

之后,当时国民党政府,怀疑佛教徒为大陆共产党工作,逮捕了一百多名出家人入狱。那时候的我们,无亲无故,即使要找人帮忙也不得办法。最后,还是因为有好因好缘,虽然坐了二十多天的牢狱,在许多正义之士自动出面为我们奔波呼救下,终于为佛教徒洗刷冤情,恢复我们一百多个僧侣的清白与自由。这许多人士有吴国祯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那一次的教难,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忙,真不知道后果如何。

在那个不安的年代,每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我都会有一次或两次在半夜被警察叫醒,他们说是要对户口,其实是要调查我的言行活动。记得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居住的那段时日,每次要到市区讲说佛法,都必须到派出所请假,得到他们的允许才可以前往。

好在那个时候,由于政府推行人民要学习讲国语,他们下了传票,民众都不肯参加,警察对上级也没有办法交代,不得已就找上我。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的老师,他们就请我教国语。

从原本只有寥寥几人,在一个月内,我就让学生增加到二百多个,他们一看,也很感动,觉得我帮了他们的忙,让他对上级有所交代,解决了他的困难,于是也就解除我到市区传教,必须先到派出所请假的规定了。我想,这样子解决困难,必须要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发心,否则这许多的障碍,也很难以解决。

岁月就在这些艰辛的时光中度过,在台湾弘法十多年,从高雄到宜兰,我在两地往来,但居无定所。后来,在高雄建了高雄佛教堂,我也只是发心帮助信徒建设,并未据为己有;在宜兰,一个龙华派的小庙雷音寺,我住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想说我要来做住持,就这样,也没有名义,都是义务的帮忙人家编杂志、写文章,南北云水行脚。

因为十多年的结缘,就有信徒发起,在高雄寿山公园的入口处,建了一栋不到一百坪的寿山寺,楼高五层。才觉得今后有了一个能够自主、可以安居修行的地方,但是,位在寿山上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忽然来了一个公文,认为寿山寺超高,会妨碍他们砲轰海上敌船的目标,必须撤除四楼和五楼。

信徒听了很慌张,就想要找市政府帮忙。我说,台湾现在是军事第一,民间、政府,对军方都没有影响的力量。我慨叹自己不具备福德因缘,弘法布教十年,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一个小型的寿山寺,却即将遭到拆除的命运,要是给佛教人士知道了,他们会耻笑贫僧说:星云某人没有福报。

不得已,只有借助自己的勇敢,我跟信徒说:「放心,我来解决。」我拿着身分证,决定上寿山找要塞司令部,跟他们登记要求洽谈公事。到了司令部,我就在门口大声的说:「是哪一位长官下了要拆除寿山寺的指令?我是寿山寺的住持,我有话要讲。」

有一位上校军官从坐位上站起来说:「是我承办。」这位上校的姓名,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跟他说:「你指示要拆除寿山寺的四楼、五楼,我个人没有意见,你看,我是出家人,出家无家处处家,你拆除这个庙,顶多这个庙不能住,我就住到别的寺庙去,这都不要紧;不过,假如说新闻记者来拍张照片,说台湾敌视宗教;或者你要拆除寿山寺,这个寺院是高雄居民人士所建,你拆了他们的寺院,就等于拆到他们的家庭,万一他们有异议,我也不得办法。」

我接着说:「你应该知道,前数日,越南总统吴廷琰,就是因为歧视佛教、燃烧佛教教旗,与民众发生纷争,到最后政府被推翻、总统被杀害。看起来,拆除寿山寺四楼、五楼的后果,你要仔细考虑。」

他听了我的话以后,非常紧张,非常谦虚的跟我请教:「那要怎么办啊?」我说:「你问到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重新下一道指令说不要拆除,就没有事了。」他就立刻回答我说:「我照办,我照办!」听到他这么承诺,我就非常安心地回到寿山寺。满天的乌云,这么几句话,就过去了。我想,智慧、勇气,是解决困难方法的重要关键。

生存的困难解决了,寺庙合法的问题又来了。佛光山寺庙登记证,因为地方政府负责人对我的误会,我花了十年时间,始终申请不到。我心里想,你是民选的主管,总有下台的时候,我做和尚是一生的,可以慢慢的等待。一直到十年后,在一九七七年,我终于拿到寺庙登记证,才获得内政部允许我们传授三坛大戒,那一次戒会,还被台湾佛教界称为模范戒期。

这十年的岁月,在我也不算什么,因为我知道时间上对我有利。后来,万寿园要申请执照,这也是千难万难。好在,我在宜兰认识了一位陈洦汾先生,他是台湾省议会的省议员,并且还是党团书记,为了协助我们取得执照,他就坐镇在省政府民政厅等待,要求办事人员公平对待,并且如法的发给我们万寿园的执照。

过去我在宜兰,佛光山在南部高雄,四、五十年前,因为高速公路还没有建设,经常来往都要耗费一天的时间。尤其我们佛教徒吃素,途中没有地方吃饭,常常要在中途站,借一个小面店解决用餐问题。因此想到,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分别院,给南来北往的人士、信众有个地方吃饭。

有了这个决议,徒众就从山线的员林开始,问到海线的大甲,沿途走路,看看左近有土地要卖吗?最后,在彰化大竹围福山里,有一块垃圾场,价格便宜,我们就把它先承购下来,地上的垃圾我们再慢慢清理。在我们想,等福山寺建好,南北往来、吃饭住宿就没有困难了。

当时,我们只想给人方便,没有想到困难,但福山寺的建筑执照,也同样困难申请。一开始,我到民政局去登记,他说,你没有寺院的建筑执照,又没有庙,怎么到民政局来登记寺庙呢?我觉得他说得也对,就到建设局去申请建筑执照。到了建设局,他说,你在民政局没有登记你要建寺庙,你怎么叫我建设局发建筑执照呢?

在两边互踢皮球的情况下,我就在建设局、民政局之间来往多次,也花了数年的时间,一直都不能成功。最后,还是靠着陈洦汾先生的帮忙,彰化县政府不得不听从省政府的指示,准许我们建设。

如此一来,县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不甘心的来参加我们的建寺筹备会议,他先要求我们二十七个信徒代表必须全部到场出席,然后再要求我们唱国歌。二十七个信徒代表不难,都是佛光山初期的道友,受过高等教育,非常年轻,问题是在官员的态度,轻视又盛气凌人。

好在我们也经得起考试。记得那一次,二十七个人合唱国歌,唱得特别有韵味;他们一听大惊,以前看不起的出家人,竟然能把国歌唱得这么好,立刻改变态度,直问为什么歌声这么悦耳。我想,大概他们在政府升旗典礼上,也不容易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吧!

当初的佛教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排挤,完全没有地位。他们没有想到,现在的出家人,不但会唱国歌,还唱得这么好听。因为这样的关系,情况急转直下,对我们有了好感,就准许我们建寺院了。所以很多困难,不是光靠金钱能解决,就是靠运气,也要凭著自己基本的能量、自己的实力如何。

贫僧最初在佛光山开山,这是一个贫瘠的丘陵,到处沟渠,为了建设,花费要比在平地上的投资超过多少倍。不过,好在位于野外山区,也不要执照,我也不急于一日成功,就视自己的力量多少,慢慢的发展。

但是,当我们有了一点规模,准备申请执照的时候,有关人员就要求我:「你必须要有两部消防车、五十个消防员才可以登记。」如果不懂法令的人,大概就给他们吓唬到了。但我一点都不心急,思考如何解决你这个无理的要求?

于是我就请问他:「超过我佛光山的这许多大规模的建筑物,像总统府,有几部消防车?县政府又有几部消防车?为什么我一个小小的山区寺庙,就要养两部消防车及五十个消防员?」我晓得他是故意给我刁难,我就慢慢跟他周旋,问题总会解决的。

但是我的灾难,不是这么简单就化解。后来有人密报,说我藏有长枪两百枝,下令要来佛光山调查。我说,我这里两百根棍棒都没有,你要来调查什么?

也有相关单位要我大写标语:「反共抗俄、杀朱拔毛。」我觉得,在一个宗教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我做不到。我坚决的告诉他:「寺庙讲究和谐、和平、和好,什么反对、杀戮,我不敢写,也不敢这样做。」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除了建筑遇到困难,办佛学院的困难也是有的,人家常说如果要一个人灭亡,就让他去办教育。当时一面开山,一面又要让跟着我的青年受教育,于是我决定办佛学院。信徒一听,马上说:「你不能办,你要是办了,连饭都不得吃。」我不信,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可以发心去殡仪馆替人通宵念经,为了培养学生,念一念也就能让他们有饭吃了,这有什么困难呢?

「贫僧」有话二十六说之二──我解决困难的方法

办了佛学院,就要有好的师资来教育学生。在当时,佛光山地处偏远,交通非常不便。别人都说,你哪里有可能请得到名师到这山区来教书?但我不相信,我要用我的热情、我的真诚请来名师。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中兴大学,甚至陆军官校、海军官校、国防医学院的教授专家,如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李日章、林正弘、方伦、唐一玄、王淮、唐亦男等等,除了佛学,还有自然科学的专家、语言学家等等,一路都让我请来了。

不料,后来台湾大学的叶阿月和方东美先生竟批评我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这一句话,在那个戒严的年代是非常严重的,有可能让全山大众都会被屠杀。还好,我的运气很好,不像台南开元寺的住持证光法师,只为了请大陆巨赞法师吃过一餐饭就被枪毙了。也好在,不像我的学生台东海山寺修和法师,为了吴泰安事件,被关进牢狱判了无期徒刑,最后冤死在监狱里头。

这时候,我不得不勇敢的站出来,用行动证明,幸好信徒也知道我的做人,我在各处的讲说,也都有录影带存证。一段时间后,这个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相信,只要行得正、做得正,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你想用不实的谎言诬陷,这个对佛光山已经没有用了。

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和警备司令常持琇将军同在一个会场,他跟我说:「人家密告你的信函、文件,至少有一公尺高。」我真是讶异,那时候的台湾,一块钱的邮票,一封信、一个投书,就可能致人于死地,或者毁了你的一生。

在那种危险困苦中,只有自己勇敢承担,不做一个窝囊的出家人。有时候我们可以像菩萨低眉,但在佛教受到诬陷的时候,我也要如金刚怒目,不惜和他抗争一下。反正贫僧在大陆,从小出生在战乱里,在枪林弹雨中、从死人堆里来到台湾,对于危险,甚至生死,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了。

当然,遇到这些种种困难,是需要多少的勇气与决心,除了感谢佛祖的加持和万千信徒的护持以外,我还能去怨怪谁的不是吗?

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台湾各政党也慢慢的发展了,这许多异议人士反对的对象是国民党,但我真是冤哉枉也,只因为国民党在报纸上说我是党务顾问、评议委员,可是我也没被事前告知,也没有见过一张什么聘书,就被无辜牵连,受他们无端的指责。当然,我也不必否认我是国民党员,但那许多异议人士,就认定「佛光山是国民党在南部的基地」。

最早,他们也不是很有力量反对政府,不过,反对宗教、反对弱者也是敢的,有些人就聚集起来,拦住佛光山的山门,不让山上的大众进出。我向警察局报告,也来了很多的警察,但他们就是不肯处理。我说:「他们拦住我的山门,我不能进出,你怎么没有处理呢?」警察说:「他们没有行动啊!」行动?是要我们山上跟他打架、推挤?还是要我们有什么行动吗?我真不能理解。

不过,我也知道,当时来的这许多懦弱无能的治安人员,都是欺善怕恶之辈,他们也无力处理。其实,他们的上级主管经常在佛光山散步运动,甚至最高的署长也是佛光山的弟子,但我们都不动用关系来解决困难,为什么?实在台湾的现实环境,使得警界也很可怜,逼得他们如此。因此,我们也不跟他们计较了。

这许多人把我的前门拦住,我就另辟蹊径,从后面的山门出来,横竖我的门户很宽广,东南西北都是我的方向,你们拦得住这一个山门,但你们聚众能维持多久呢?白天不要吃饭,晚上不要睡觉吗?当然不会持久,我知道他们必定无功而返。

最后,他们找出当时的高雄县长余陈月瑛女士来跟我们山上协调。余陈县长了解之后,帮忙解决了民众围山的问题。后来,她也成为佛光山的信徒、佛光山的代表。所以,肯得解决困难,也能化敌为友。后来,民进党的余家班,一直成为佛光山的护持者。

在我开山建寺的过程,人事问题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困难。例如,有一些男众上山出家,甚至有的父母把他们幼小的儿童送来山上入道为沙弥;日子一久,他们长大了,必须服兵役。可是他一去当兵,就不再回来了。

也有的年轻人,由于开山建设,必须出坡做苦工,他不堪劳累,也不告而别了。也有年轻人,跟父母抗议,说他要回家,不愿意过著清茶淡饭、持守佛门戒规的生活。虽然这样的人数不多,但在一个教团里,有几个这样的分子,也总会影响一些人,让团体难安。在我认为,所谓「铁打常住流水僧」,信仰是自由的,他们要去就去,要留就留,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后来,甚至于有人要回家的,我派人帮他们搬运行李,替他买一张火车票,叫人帮他送上车,让他们回家。也有的人要回家,父母不准,我帮他跟父母说情。因为出家修道,必须要有出家的性格,没有出家的性格,让他在这个教团里,等于滥竽充数,对教团也不利。

所以,我解决人事的困难,大多尊重他的自由,随缘放下,各适其所,大家也就相安无事。相安无事,不就解决困难了吗?至少他们回到社会,具有那么一点佛法的基础,也学到那么一点谋生的能量,虽然没有成就他一生的事业,我为他种下一个做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我对社会也算有一点贡献吧?

二○○二年,我在日本刚成立的本栖寺里,接到台湾打来的电话,说我建立的玉佛楼高斋堂,起火焚烧。当然在电话里,我交代他们赶快请消防队帮忙灭火。过了不久,从台湾又打来电话,说消防队指示不能救火,恐怕开窗、开门,火势会更加漫延,让它关起来闷烧,就没事了。

这也不要紧,那只是放置法宝经书的库房烧毁,佛书烧了,我可以再印刷;房屋烧了,我可以再重建。但现在回忆起来,为什么消防队员你见火不救呢?我也曾经捐助过消防车,也赞助过消防队,但是到了我需要消防人员的时候,他们却置身事外呢?我至今百思不解。虽然增加我一点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一样的弘法利生、一样的推动佛教的发展,热忱并没有减少,这场火灾,不会烧掉我们的信心。

后来,佛光山的徒众粗心大意,在山下马路外的一块农业土地上,临时搭建的一个铁皮屋,里面堆放了一些桌椅、书籍、杂物,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忽然起火焚烧。这原本也是一件小事,是一个闲置的仓库,很快的也把火势扑灭了,没有影响隔壁的土地,也没有影响别人。可是第二天报纸上,斗大的标题「佛光山失火焚烧」,让人怵目惊心。难道,佛光山失火焚烧,你们才快乐吗?才欢喜吗?我们受到社会给予我们不公平的诬蔑、践踏。社会对佛教产生错误的认知,大概就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了。

尽管我们心中虽有不平,但我们不灰心、不丧志,一样为社会大众服务。等于开山早期,因为没有经验,滂沱大雨,不断把我们已经填补的砂石冲走,没有关系,冲走了我再填;已经快要完成的放生池堤岸,也被大水冲毁,没有关系,我可以再加强重建。所有困难,只要你坚持不懈,只要你锲而不舍,什么困难,也就不是困难了。再说,所谓菩萨「发菩提心,立坚固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困难,也把它视为磨练我们的机会,是我们的增上因缘。

台湾是一个民风淳朴、民间宗教普及的地方,佛教在台湾也受民间宗教的肯定,但是在台湾,佛教的历史并不很长。最早,郑成功的母亲在台南建了开元寺,可以说是最早的寺院;福建一位树璧禅师,带了湄洲妈祖像渡海来台,开创了北港朝天宫;台北艋舺龙山寺供奉观世音菩萨、清水祖师等等,可以说,台湾神道教的起源都与佛教有因缘,因此,他们也都非常礼遇佛教寺院。而佛教会,也经常在宗教法上与政府力抗争取,以保护神道庙的利益,大家彼此和谐相处。不过,有几件在台湾佛教史上具有历史意义,也是让台湾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例如,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世界佛教杰出妇女会议连续几次在佛光山召开;佛教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对谈,也在佛光山举办;甚至,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迎请到台湾,数百万人瞻仰礼拜,促进了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来往;印度贡噶多杰仁波切,带领十二位德行兼备的仁波切来台,赠送佛牙舍利给佛光山……可以说,这些都是台湾伟大的荣耀、伟大的历史。

当佛牙舍利来到台湾的时候,非常开明的行政院长萧万长,也帮助我们到处找地,希望兴建佛陀纪念馆供奉。我想,若在台湾山地找一块平原建设,今后能容纳停车的地方必定困难,几经勘查,最后,由世界各地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共同发起,大众决议,就在紧邻佛光山的擎天神公司的原址上建设佛陀纪念馆。

完成后,佛陀纪念馆已经成为台湾最受国际瞩目的观光参拜的宗教圣地,每年有一千三百多万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观光局说,佛馆带动了高雄经济发展,为台湾在世界增光。就有几位的民意代表,常常在议会质询时给我们毁谤,捏造一些不实的说法。例如说我们没有使用执照,指责佛光山没有停车场,只能停四十部车子……等等各种丑化佛光山的声音,让社会民众对我们有不好的观感,使得佛教受到损失。

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事实上,佛光山向农民租地,让来者可以停车千部以上,佛光山没有侵占国家一寸土地,佛光山与附近的土地也没有一寸的纠纷,佛光山所有的建筑都是合法,纵有少部分所谓违建,也只是程序违建,不是实质违建。就是在办手续,只是山区水土保持因这样而被要求荒废时日,我们也无可奈何。

当然,后来水利局以及有一些官员,为了我们的主体建筑外,还有一些附带零星地方的建筑执照,因为还在送件办理的程序,或者执照尚未拿到就开放使用,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罚款。在澳洲、在美国、在大陆,我们同样建寺院,宗教都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和尊重,在台湾,我们却经常收到政府的罚款,相互对照之下,究竟是我们政府的问题,还是我们本身发心的错误呢?

还有一些不是困难的困难,像是近几年发生的灾害,如: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风灾、印尼海啸、汶川大地震、日本东北大地震、纽西兰基督城地震、马来西亚东海岸水灾,到最近的尼泊尔地震等等,我们前往救灾医疗,捐建学校、图书馆;此外,寒冬送暖,为独居老人送餐,捐赠救护车、轮椅给需要的人与单位,为云水书车买书、募书巡回偏远学校、地区,推广全民阅读,甚至我们也为八八风灾暂居在佛光山的耶稣教徒,请牧师、修女前来为他们布教,尊重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心灵得到依靠、抚慰等等,这些,可以做得到的,也都不为困难了。

经常有人说,佛光山商业化;其实,佛光山有「非佛不作」的原则,从来就没有赚钱的事业,办佛学院,要给学生穿衣、吃饭;办短期出家、夏令营等等的活动,本身就必须花费许多经费;甚至公益电视台,乃至图书、报纸、期刊杂志出版,都是开支浩大,毫无收入的单位;还好,有那么多善心的信徒帮忙,只要对净化社会人心有益,尽管「日日难过日日过」,我们也心甘情愿,继续服务了。

所谓「去的就让它去,来的也会自然来」,佛门是讲究因果的,无论什么事情,在因缘果报里,还是会有公平对待我们的。你问贫僧困难是怎样解决?我处理的原则:决不跟你争强斗狠,也不跟你谩骂、怨恨,讲究通情达理,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不让人吃亏,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总和的说,佛光山的困难,都是佛祖去解决的,也都是信徒热心帮忙解决的;我们心生惭愧,暂时享受人间现成的安乐,除了感恩图报以外,哪敢言说困难呢?

假如,以后再有人问我有什么困难,贫僧就拜托你一起来帮忙解决吧!导语: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贫僧云游世界各地弘法,除了讲经说法以外,也办有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经常信徒、朋友都会问我:「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回忆起贫僧自二十岁离开佛教学院以后,为社会服务至今,七十年来,说我有困难,也没有觉得什么是严重的问题;说没有困难,也常常有一些障碍,不过,不管什么困难障碍,都是要靠人去解决的。

至于解决困难的方法,社会上有人送红包,困难就没有了;有人用请客,困难也就化解了;有人用人情拜托,问题也消失了。在当今,甚至靠法律、道义帮忙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没有。

贫僧一生不曾送过官员红包,也没有请过客,也少动用人情。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我用道理据理力争,因此,与政府、社会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如果道理不能解决的,我就用时间解决。在我想,他们是官员,我是出家人,横竖我一生做和尚,时间对我比较有利,也就慢慢的把困难解决了。总之,解决困难的方法,还是要靠勇敢和智慧。

先举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吧!例如:我的好友智勇法师,原本发心要办僧侣救护队,忽然听说要移到台湾训练,他就打了退堂鼓,说不想组织救护队了。可是你已经招募两百个同参道友了,你能不负责任吗?我基于义愤,当时就跟他说:「你不带队到台湾去,我去。」

贫僧并不是说自己当时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能力,只是觉得,人要有诚信,不可以随便中途退票。回忆当初,僧侣救护队虽然因缘没有成就,但一念的义气、勇敢,让我到了台湾,凭著佛教的因缘,让我可以广结善缘,让我走向世界;也因为有佛祖庇佑,让我得以在全球各地弘法利生。

到了台湾之后,生存的困难就来了。由于我没有入台证,不能在台湾居留;一个很好的因缘,我在前往办理户口的路上,遇到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他以警民协会会长及省参议员的身分,帮我承担责任,让我报了户口,解决了我居留台湾的困难。这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实在说,是自己遇到了好因好缘。

之后,当时国民党政府,怀疑佛教徒为大陆共产党工作,逮捕了一百多名出家人入狱。那时候的我们,无亲无故,即使要找人帮忙也不得办法。最后,还是因为有好因好缘,虽然坐了二十多天的牢狱,在许多正义之士自动出面为我们奔波呼救下,终于为佛教徒洗刷冤情,恢复我们一百多个僧侣的清白与自由。这许多人士有吴国祯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那一次的教难,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忙,真不知道后果如何。

在那个不安的年代,每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我都会有一次或两次在半夜被警察叫醒,他们说是要对户口,其实是要调查我的言行活动。记得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居住的那段时日,每次要到市区讲说佛法,都必须到派出所请假,得到他们的允许才可以前往。

好在那个时候,由于政府推行人民要学习讲国语,他们下了传票,民众都不肯参加,警察对上级也没有办法交代,不得已就找上我。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的老师,他们就请我教国语。

从原本只有寥寥几人,在一个月内,我就让学生增加到二百多个,他们一看,也很感动,觉得我帮了他们的忙,让他对上级有所交代,解决了他的困难,于是也就解除我到市区传教,必须先到派出所请假的规定了。我想,这样子解决困难,必须要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发心,否则这许多的障碍,也很难以解决。

岁月就在这些艰辛的时光中度过,在台湾弘法十多年,从高雄到宜兰,我在两地往来,但居无定所。后来,在高雄建了高雄佛教堂,我也只是发心帮助信徒建设,并未据为己有;在宜兰,一个龙华派的小庙雷音寺,我住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想说我要来做住持,就这样,也没有名义,都是义务的帮忙人家编杂志、写文章,南北云水行脚。

因为十多年的结缘,就有信徒发起,在高雄寿山公园的入口处,建了一栋不到一百坪的寿山寺,楼高五层。才觉得今后有了一个能够自主、可以安居修行的地方,但是,位在寿山上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忽然来了一个公文,认为寿山寺超高,会妨碍他们砲轰海上敌船的目标,必须撤除四楼和五楼。

信徒听了很慌张,就想要找市政府帮忙。我说,台湾现在是军事第一,民间、政府,对军方都没有影响的力量。我慨叹自己不具备福德因缘,弘法布教十年,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一个小型的寿山寺,却即将遭到拆除的命运,要是给佛教人士知道了,他们会耻笑贫僧说:星云某人没有福报。

不得已,只有借助自己的勇敢,我跟信徒说:「放心,我来解决。」我拿着身分证,决定上寿山找要塞司令部,跟他们登记要求洽谈公事。到了司令部,我就在门口大声的说:「是哪一位长官下了要拆除寿山寺的指令?我是寿山寺的住持,我有话要讲。」

有一位上校军官从坐位上站起来说:「是我承办。」这位上校的姓名,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跟他说:「你指示要拆除寿山寺的四楼、五楼,我个人没有意见,你看,我是出家人,出家无家处处家,你拆除这个庙,顶多这个庙不能住,我就住到别的寺庙去,这都不要紧;不过,假如说新闻记者来拍张照片,说台湾敌视宗教;或者你要拆除寿山寺,这个寺院是高雄居民人士所建,你拆了他们的寺院,就等于拆到他们的家庭,万一他们有异议,我也不得办法。」

我接着说:「你应该知道,前数日,越南总统吴廷琰,就是因为歧视佛教、燃烧佛教教旗,与民众发生纷争,到最后政府被推翻、总统被杀害。看起来,拆除寿山寺四楼、五楼的后果,你要仔细考虑。」

他听了我的话以后,非常紧张,非常谦虚的跟我请教:「那要怎么办啊?」我说:「你问到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重新下一道指令说不要拆除,就没有事了。」他就立刻回答我说:「我照办,我照办!」听到他这么承诺,我就非常安心地回到寿山寺。满天的乌云,这么几句话,就过去了。我想,智慧、勇气,是解决困难方法的重要关键。

生存的困难解决了,寺庙合法的问题又来了。佛光山寺庙登记证,因为地方政府负责人对我的误会,我花了十年时间,始终申请不到。我心里想,你是民选的主管,总有下台的时候,我做和尚是一生的,可以慢慢的等待。一直到十年后,在一九七七年,我终于拿到寺庙登记证,才获得内政部允许我们传授三坛大戒,那一次戒会,还被台湾佛教界称为模范戒期。

这十年的岁月,在我也不算什么,因为我知道时间上对我有利。后来,万寿园要申请执照,这也是千难万难。好在,我在宜兰认识了一位陈洦汾先生,他是台湾省议会的省议员,并且还是党团书记,为了协助我们取得执照,他就坐镇在省政府民政厅等待,要求办事人员公平对待,并且如法的发给我们万寿园的执照。

过去我在宜兰,佛光山在南部高雄,四、五十年前,因为高速公路还没有建设,经常来往都要耗费一天的时间。尤其我们佛教徒吃素,途中没有地方吃饭,常常要在中途站,借一个小面店解决用餐问题。因此想到,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分别院,给南来北往的人士、信众有个地方吃饭。

有了这个决议,徒众就从山线的员林开始,问到海线的大甲,沿途走路,看看左近有土地要卖吗?最后,在彰化大竹围福山里,有一块垃圾场,价格便宜,我们就把它先承购下来,地上的垃圾我们再慢慢清理。在我们想,等福山寺建好,南北往来、吃饭住宿就没有困难了。

当时,我们只想给人方便,没有想到困难,但福山寺的建筑执照,也同样困难申请。一开始,我到民政局去登记,他说,你没有寺院的建筑执照,又没有庙,怎么到民政局来登记寺庙呢?我觉得他说得也对,就到建设局去申请建筑执照。到了建设局,他说,你在民政局没有登记你要建寺庙,你怎么叫我建设局发建筑执照呢?

在两边互踢皮球的情况下,我就在建设局、民政局之间来往多次,也花了数年的时间,一直都不能成功。最后,还是靠着陈洦汾先生的帮忙,彰化县政府不得不听从省政府的指示,准许我们建设。

如此一来,县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不甘心的来参加我们的建寺筹备会议,他先要求我们二十七个信徒代表必须全部到场出席,然后再要求我们唱国歌。二十七个信徒代表不难,都是佛光山初期的道友,受过高等教育,非常年轻,问题是在官员的态度,轻视又盛气凌人。

好在我们也经得起考试。记得那一次,二十七个人合唱国歌,唱得特别有韵味;他们一听大惊,以前看不起的出家人,竟然能把国歌唱得这么好,立刻改变态度,直问为什么歌声这么悦耳。我想,大概他们在政府升旗典礼上,也不容易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吧!

当初的佛教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排挤,完全没有地位。他们没有想到,现在的出家人,不但会唱国歌,还唱得这么好听。因为这样的关系,情况急转直下,对我们有了好感,就准许我们建寺院了。所以很多困难,不是光靠金钱能解决,就是靠运气,也要凭著自己基本的能量、自己的实力如何。

贫僧最初在佛光山开山,这是一个贫瘠的丘陵,到处沟渠,为了建设,花费要比在平地上的投资超过多少倍。不过,好在位于野外山区,也不要执照,我也不急于一日成功,就视自己的力量多少,慢慢的发展。

但是,当我们有了一点规模,准备申请执照的时候,有关人员就要求我:「你必须要有两部消防车、五十个消防员才可以登记。」如果不懂法令的人,大概就给他们吓唬到了。但我一点都不心急,思考如何解决你这个无理的要求?

于是我就请问他:「超过我佛光山的这许多大规模的建筑物,像总统府,有几部消防车?县政府又有几部消防车?为什么我一个小小的山区寺庙,就要养两部消防车及五十个消防员?」我晓得他是故意给我刁难,我就慢慢跟他周旋,问题总会解决的。

但是我的灾难,不是这么简单就化解。后来有人密报,说我藏有长枪两百枝,下令要来佛光山调查。我说,我这里两百根棍棒都没有,你要来调查什么?

也有相关单位要我大写标语:「反共抗俄、杀朱拔毛。」我觉得,在一个宗教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我做不到。我坚决的告诉他:「寺庙讲究和谐、和平、和好,什么反对、杀戮,我不敢写,也不敢这样做。」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除了建筑遇到困难,办佛学院的困难也是有的,人家常说如果要一个人灭亡,就让他去办教育。当时一面开山,一面又要让跟着我的青年受教育,于是我决定办佛学院。信徒一听,马上说:「你不能办,你要是办了,连饭都不得吃。」我不信,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可以发心去殡仪馆替人通宵念经,为了培养学生,念一念也就能让他们有饭吃了,这有什么困难呢?

「贫僧」有话二十六说之二──我解决困难的方法

办了佛学院,就要有好的师资来教育学生。在当时,佛光山地处偏远,交通非常不便。别人都说,你哪里有可能请得到名师到这山区来教书?但我不相信,我要用我的热情、我的真诚请来名师。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中兴大学,甚至陆军官校、海军官校、国防医学院的教授专家,如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李日章、林正弘、方伦、唐一玄、王淮、唐亦男等等,除了佛学,还有自然科学的专家、语言学家等等,一路都让我请来了。

不料,后来台湾大学的叶阿月和方东美先生竟批评我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这一句话,在那个戒严的年代是非常严重的,有可能让全山大众都会被屠杀。还好,我的运气很好,不像台南开元寺的住持证光法师,只为了请大陆巨赞法师吃过一餐饭就被枪毙了。也好在,不像我的学生台东海山寺修和法师,为了吴泰安事件,被关进牢狱判了无期徒刑,最后冤死在监狱里头。

这时候,我不得不勇敢的站出来,用行动证明,幸好信徒也知道我的做人,我在各处的讲说,也都有录影带存证。一段时间后,这个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相信,只要行得正、做得正,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你想用不实的谎言诬陷,这个对佛光山已经没有用了。

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和警备司令常持琇将军同在一个会场,他跟我说:「人家密告你的信函、文件,至少有一公尺高。」我真是讶异,那时候的台湾,一块钱的邮票,一封信、一个投书,就可能致人于死地,或者毁了你的一生。

在那种危险困苦中,只有自己勇敢承担,不做一个窝囊的出家人。有时候我们可以像菩萨低眉,但在佛教受到诬陷的时候,我也要如金刚怒目,不惜和他抗争一下。反正贫僧在大陆,从小出生在战乱里,在枪林弹雨中、从死人堆里来到台湾,对于危险,甚至生死,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了。

当然,遇到这些种种困难,是需要多少的勇气与决心,除了感谢佛祖的加持和万千信徒的护持以外,我还能去怨怪谁的不是吗?

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台湾各政党也慢慢的发展了,这许多异议人士反对的对象是国民党,但我真是冤哉枉也,只因为国民党在报纸上说我是党务顾问、评议委员,可是我也没被事前告知,也没有见过一张什么聘书,就被无辜牵连,受他们无端的指责。当然,我也不必否认我是国民党员,但那许多异议人士,就认定「佛光山是国民党在南部的基地」。

最早,他们也不是很有力量反对政府,不过,反对宗教、反对弱者也是敢的,有些人就聚集起来,拦住佛光山的山门,不让山上的大众进出。我向警察局报告,也来了很多的警察,但他们就是不肯处理。我说:「他们拦住我的山门,我不能进出,你怎么没有处理呢?」警察说:「他们没有行动啊!」行动?是要我们山上跟他打架、推挤?还是要我们有什么行动吗?我真不能理解。

不过,我也知道,当时来的这许多懦弱无能的治安人员,都是欺善怕恶之辈,他们也无力处理。其实,他们的上级主管经常在佛光山散步运动,甚至最高的署长也是佛光山的弟子,但我们都不动用关系来解决困难,为什么?实在台湾的现实环境,使得警界也很可怜,逼得他们如此。因此,我们也不跟他们计较了。

这许多人把我的前门拦住,我就另辟蹊径,从后面的山门出来,横竖我的门户很宽广,东南西北都是我的方向,你们拦得住这一个山门,但你们聚众能维持多久呢?白天不要吃饭,晚上不要睡觉吗?当然不会持久,我知道他们必定无功而返。

最后,他们找出当时的高雄县长余陈月瑛女士来跟我们山上协调。余陈县长了解之后,帮忙解决了民众围山的问题。后来,她也成为佛光山的信徒、佛光山的代表。所以,肯得解决困难,也能化敌为友。后来,民进党的余家班,一直成为佛光山的护持者。

在我开山建寺的过程,人事问题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困难。例如,有一些男众上山出家,甚至有的父母把他们幼小的儿童送来山上入道为沙弥;日子一久,他们长大了,必须服兵役。可是他一去当兵,就不再回来了。

也有的年轻人,由于开山建设,必须出坡做苦工,他不堪劳累,也不告而别了。也有年轻人,跟父母抗议,说他要回家,不愿意过著清茶淡饭、持守佛门戒规的生活。虽然这样的人数不多,但在一个教团里,有几个这样的分子,也总会影响一些人,让团体难安。在我认为,所谓「铁打常住流水僧」,信仰是自由的,他们要去就去,要留就留,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后来,甚至于有人要回家的,我派人帮他们搬运行李,替他买一张火车票,叫人帮他送上车,让他们回家。也有的人要回家,父母不准,我帮他跟父母说情。因为出家修道,必须要有出家的性格,没有出家的性格,让他在这个教团里,等于滥竽充数,对教团也不利。

所以,我解决人事的困难,大多尊重他的自由,随缘放下,各适其所,大家也就相安无事。相安无事,不就解决困难了吗?至少他们回到社会,具有那么一点佛法的基础,也学到那么一点谋生的能量,虽然没有成就他一生的事业,我为他种下一个做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我对社会也算有一点贡献吧?

二○○二年,我在日本刚成立的本栖寺里,接到台湾打来的电话,说我建立的玉佛楼高斋堂,起火焚烧。当然在电话里,我交代他们赶快请消防队帮忙灭火。过了不久,从台湾又打来电话,说消防队指示不能救火,恐怕开窗、开门,火势会更加漫延,让它关起来闷烧,就没事了。

这也不要紧,那只是放置法宝经书的库房烧毁,佛书烧了,我可以再印刷;房屋烧了,我可以再重建。但现在回忆起来,为什么消防队员你见火不救呢?我也曾经捐助过消防车,也赞助过消防队,但是到了我需要消防人员的时候,他们却置身事外呢?我至今百思不解。虽然增加我一点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一样的弘法利生、一样的推动佛教的发展,热忱并没有减少,这场火灾,不会烧掉我们的信心。

后来,佛光山的徒众粗心大意,在山下马路外的一块农业土地上,临时搭建的一个铁皮屋,里面堆放了一些桌椅、书籍、杂物,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忽然起火焚烧。这原本也是一件小事,是一个闲置的仓库,很快的也把火势扑灭了,没有影响隔壁的土地,也没有影响别人。可是第二天报纸上,斗大的标题「佛光山失火焚烧」,让人怵目惊心。难道,佛光山失火焚烧,你们才快乐吗?才欢喜吗?我们受到社会给予我们不公平的诬蔑、践踏。社会对佛教产生错误的认知,大概就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了。

尽管我们心中虽有不平,但我们不灰心、不丧志,一样为社会大众服务。等于开山早期,因为没有经验,滂沱大雨,不断把我们已经填补的砂石冲走,没有关系,冲走了我再填;已经快要完成的放生池堤岸,也被大水冲毁,没有关系,我可以再加强重建。所有困难,只要你坚持不懈,只要你锲而不舍,什么困难,也就不是困难了。再说,所谓菩萨「发菩提心,立坚固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困难,也把它视为磨练我们的机会,是我们的增上因缘。

台湾是一个民风淳朴、民间宗教普及的地方,佛教在台湾也受民间宗教的肯定,但是在台湾,佛教的历史并不很长。最早,郑成功的母亲在台南建了开元寺,可以说是最早的寺院;福建一位树璧禅师,带了湄洲妈祖像渡海来台,开创了北港朝天宫;台北艋舺龙山寺供奉观世音菩萨、清水祖师等等,可以说,台湾神道教的起源都与佛教有因缘,因此,他们也都非常礼遇佛教寺院。而佛教会,也经常在宗教法上与政府力抗争取,以保护神道庙的利益,大家彼此和谐相处。不过,有几件在台湾佛教史上具有历史意义,也是让台湾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例如,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世界佛教杰出妇女会议连续几次在佛光山召开;佛教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对谈,也在佛光山举办;甚至,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迎请到台湾,数百万人瞻仰礼拜,促进了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来往;印度贡噶多杰仁波切,带领十二位德行兼备的仁波切来台,赠送佛牙舍利给佛光山……可以说,这些都是台湾伟大的荣耀、伟大的历史。

当佛牙舍利来到台湾的时候,非常开明的行政院长萧万长,也帮助我们到处找地,希望兴建佛陀纪念馆供奉。我想,若在台湾山地找一块平原建设,今后能容纳停车的地方必定困难,几经勘查,最后,由世界各地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共同发起,大众决议,就在紧邻佛光山的擎天神公司的原址上建设佛陀纪念馆。

完成后,佛陀纪念馆已经成为台湾最受国际瞩目的观光参拜的宗教圣地,每年有一千三百多万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观光局说,佛馆带动了高雄经济发展,为台湾在世界增光。就有几位的民意代表,常常在议会质询时给我们毁谤,捏造一些不实的说法。例如说我们没有使用执照,指责佛光山没有停车场,只能停四十部车子……等等各种丑化佛光山的声音,让社会民众对我们有不好的观感,使得佛教受到损失。

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事实上,佛光山向农民租地,让来者可以停车千部以上,佛光山没有侵占国家一寸土地,佛光山与附近的土地也没有一寸的纠纷,佛光山所有的建筑都是合法,纵有少部分所谓违建,也只是程序违建,不是实质违建。就是在办手续,只是山区水土保持因这样而被要求荒废时日,我们也无可奈何。

当然,后来水利局以及有一些官员,为了我们的主体建筑外,还有一些附带零星地方的建筑执照,因为还在送件办理的程序,或者执照尚未拿到就开放使用,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罚款。在澳洲、在美国、在大陆,我们同样建寺院,宗教都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和尊重,在台湾,我们却经常收到政府的罚款,相互对照之下,究竟是我们政府的问题,还是我们本身发心的错误呢?

还有一些不是困难的困难,像是近几年发生的灾害,如: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风灾、印尼海啸、汶川大地震、日本东北大地震、纽西兰基督城地震、马来西亚东海岸水灾,到最近的尼泊尔地震等等,我们前往救灾医疗,捐建学校、图书馆;此外,寒冬送暖,为独居老人送餐,捐赠救护车、轮椅给需要的人与单位,为云水书车买书、募书巡回偏远学校、地区,推广全民阅读,甚至我们也为八八风灾暂居在佛光山的耶稣教徒,请牧师、修女前来为他们布教,尊重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心灵得到依靠、抚慰等等,这些,可以做得到的,也都不为困难了。

经常有人说,佛光山商业化;其实,佛光山有「非佛不作」的原则,从来就没有赚钱的事业,办佛学院,要给学生穿衣、吃饭;办短期出家、夏令营等等的活动,本身就必须花费许多经费;甚至公益电视台,乃至图书、报纸、期刊杂志出版,都是开支浩大,毫无收入的单位;还好,有那么多善心的信徒帮忙,只要对净化社会人心有益,尽管「日日难过日日过」,我们也心甘情愿,继续服务了。

所谓「去的就让它去,来的也会自然来」,佛门是讲究因果的,无论什么事情,在因缘果报里,还是会有公平对待我们的。你问贫僧困难是怎样解决?我处理的原则:决不跟你争强斗狠,也不跟你谩骂、怨恨,讲究通情达理,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不让人吃亏,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总和的说,佛光山的困难,都是佛祖去解决的,也都是信徒热心帮忙解决的;我们心生惭愧,暂时享受人间现成的安乐,除了感恩图报以外,哪敢言说困难呢?

假如,以后再有人问我有什么困难,贫僧就拜托你一起来帮忙解决吧!

来源:星云大师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入住

本版积分规则

关于我们|Archiver|触屏版|手机客户端|万达广场社区_达人网 ( 京ICP备1200207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2931号 )

GMT+8, 2019-7-19 13:55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