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谈易中天于丹的学术危机：传统文化需要现代性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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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人的往往并非成功

　　说起《杨澜访谈录》，杨澜表示，节目也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头两年节目以‘成功故事’为主，谁有名就采访谁，什么传奇就谈什么。慢慢发现，经得起反复回味的片段往往与成功无关。”杨澜说，让她产生这一转变的动因是1998年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华人科学家崔琦的采访。崔琦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10岁时，母亲坚持让他离开家乡随亲戚赴香港求学。当时母亲安慰他，麦子熟的时候就可以回家。谁知，这次离别竟成了母子的永诀。“当我问崔琦如何评价母亲当年的决定，以为他会说一些感谢母亲、教育很重要之类的话。崔琦却说他宁愿自己没有离开家乡，这样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因为家中缺少劳动力而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杨澜说，当时她很震撼，“真正感人的往往并非成功本身。世人眼中的成功只有一瞬间，困境却是常态的。这以后的采访，我有意识地多谈‘人’、少谈‘事’，多谈‘困境’、少谈‘成功’。”

　　多读书为了不问愚蠢的问题

　　要在短短一小时内与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发生思想对撞，做出精彩访谈，杨澜坦言事先要做的功课不少：“比如采访基辛格博士的时候，就把他的著作从博士论文开始一篇一篇找来读。读了那么多东西，节目里并不一定直接用到，只是为了不问愚蠢的问题而已。”杨澜表示，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底气。“也许读过的东西有一天会全部忘掉，但正是这个忘掉的过程，塑造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举止修养。”

　　易中天、于丹的解读值得鼓励

　　杨澜说自己平时比较爱读历史书、人物传记和心理类读物。偶有难得的假期，她经常选择与阅读相伴。今年春节在海滩，晒着太阳，读几页书，就闭上眼睡一会儿，心想原来读书也是能促进打盹的。杨澜笑称，这是阅读最理想的状态，没有负担，也更容易获得乐趣。对于时下易中天、于丹等遭遇的学术危机，杨澜认为，不论是“品三国”，还是“论语、庄子心得”，都是他们对古代文化典籍的一种个人化解读和翻译，“传统文化经典需要这样的现代性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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