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危机在哪里？这篇文章值得一看！

Alexander

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年均10％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够实现。

我倾向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

      

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第一，增长质量。

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

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但如若增长质量无法显著改善，则未来对全球都构成挑战。

      

第二，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期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依赖土地，此后至今青睐平台融资。

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是极其罕见的。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9万亿之间，债务余额大约15-18万亿。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

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

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第三，囯进民退。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

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税收1.9万亿。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

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这不同于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问题更为严峻。

      

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也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

20世纪90年代末期，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争议和讨论，如今持续10年的囯进民退波澜不惊，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

      

第四，房产泡沫。

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地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

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线供应过剩，仅在京沪等一线城市核心区仍有供求矛盾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例如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

例如，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5万亿，很难想象房产泡沫不冲击金融稳定。

      

第五，金融风险。

经济增长下行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带来金融风险。结构转型的痛苦意味着，银行体系要维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现实。

我们大致可以将金融资产去向归结为四块，一是地方债务，余额15－18万亿；二是房地产，银行信贷约13万亿，银子银行系统的涉及房地产融资大约4-5万亿，加总也有近18万亿；三是制造业，银行业对制造业的贷款占比超过25％，因此制造业的金融债务至少在20万亿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户，金融债务不会低于制造业，且融资期限更长。从银行系统看，目前中长期贷款的占比仍然超过52％。

      

和地方债务、房地产、基建融资相比，制造业埋伏的金融风险更迫在眉睫。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下行没有趋势性扭转。未来中国经济若能处于6％-8%的增长平台已非常难得。

和上一轮国企攻坚战不同的是，这次去产能带来的冲击更持久，去产能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在3年内完成。

在此进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广泛的失业下岗浪潮，也不太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到25％的危险水平，但可能升至4％-10％，相应的不良余额约为3-7万亿.和目前不足2万亿的拨准余额以及每年1万多亿的利润相比，金融体系需要做好迎战艰难岁月的准备，银行业整体维持两位数利润增长的时代已终结。

      

第六，社保医疗羸弱。

这将挑战民众观点和政府财力。中国从1999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接近2亿，到2020年可能达到2.5亿人。这将考验中国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体系。

对养老金的缺口，说尚有约2万亿结余的有之，说养老个人账户空账逾2万亿的有之，说目前已有18万亿缺口的有之。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养老体系碎片化，缺口定义和计量不一的问题。

如果不是财政每年拿出GDP的0.5%补贴社保，目前社保就不会有结余而是缺口。

即便如此，未来3年仍可能出现流量缺口，2035－2050年间存量缺口可能达到GDP的50％。

除了以上六大问题之外，在收入分配领域，在区域管理等多方面都存在重度的缺失。哪怕按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中国也持续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为失衡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蛋糕难以在政府、企业和住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生态环保等需要跨省的区域管理，则举步维艰。有人戏称，省与省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超过了国与国之间。

这些经济体制问题都不是最为令人不安的。经济体制问题存在着，却无实质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

中国经济体制恐怕尚处于大厦未成阶段，而不是大成之后的修修补补阶段。

经济的下半身已经走得比较远，社会政治的上半身能否跟上？如果上半身不能加速向前，那么下半身就将被迫回缩，否则就将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