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对人的考验，在到达敦煌时终于结束了。如今敦煌已经成为吸引游客的中心（骆驼们像赌马场上的马似地被编了号，只用于提供给游人到沙丘上漫步），尤其以莫高窟的492个窑洞而闻名于世。这些洞窟离敦煌市中心很近。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中国古人在这块绝壁的洞穴内完成了面积达45000平方米的壁画。这些壁画不仅被列为世界遗产，而且被当地政府以令人忌妒的方式保护着。拍照是绝对禁止的，甚至作为话题都显得敏感。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片洞穴圣地背后的历史总是引起痛苦的回忆。这些曾被遗忘的壁画，在1907年和1908年期间，被英国人奥莱尔·斯坦因和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挖掘出来。他们成功地收买了当地的保安，将几千幅著名的壁画带回了各自的国家。
312国道从中国东部横跨到西部，全长5000公里。在这条公路上行车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张掖。马可·波罗宣称，他曾因私人原因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中国最大的睡佛，长达35米，呈涅槃的姿势，全身镀金，恰如《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样子。我们甚至还在这里看到了马可·波罗的塑像，这座雕塑展现了这位西方最早写作中国旅行志的作者的风采，年轻苗条，穿着紧身短上衣，一派风流公子的模样，目光望向地平线。这让我们感到一种如愿已偿的浪漫。
或许是为了化解这位意大利旅行家的思乡之苦，整条街道几乎全都被市政府翻修过了，精心装潢的房屋正面，显出媚俗的风格，是模仿了威尼斯宫廷的建筑，但竟然出现了人们从未在威尼斯看到过的多利安柱式（也译作陶立克柱式，古希腊最基本的三种柱式之一，主要特征是比较粗大雄壮，没有柱础，柱身有20条凹槽，柱头没有装饰）。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意。
可汗的“珠宝盒”，追踪历史
当得知马可·波罗一行人正向他的帝国走来时，忽必烈可汗专门派遣随从，一路护送他们抵达他的新都——北京。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在北京西郊距离市区2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以马可·波罗的名字命名的桥（在西方，卢沟桥被称为马克·波罗桥）。这个连接了两个世界的人，值得人们尊重和缅怀。这座花岗岩建筑建于1189年到1192年之间，横跨永定河，在忽必烈时代，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线。尽管马可·波罗来自于威尼斯—— 一座并不缺乏桥梁的城市，但他还是被这座桥的庞大体积（266米长，9米宽）震撼了。“这座桥又长又宽，十个男人骑马并排走在上面都不成问题。”他这样写道。同时，他也被桥上的485个石雕狮子深深吸引，“这些狮子外观漂亮，大方，做工精致。”这些狮子至今保存完好。桥的另一端有一个浅浮雕，采用的是最新的雕刻工艺，描绘着一个商人团队正骑着骆驼和骡子跨越这座大桥。
对中国人来说，这座桥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对其大加赞赏。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和日本人在这里交锋，标志着日本侵华和解放战争的正式开始。这段历史被称作“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如今这座桥已经不再通行车辆，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散步的场所，孩子们可以饶有兴致地数一数桥上的狮子。传说每天晚上，这些狮子会活起来，有的消失，有的显形，所以数出来的狮子的数量总是在不停地变化。
如今北京城的占地面积为165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比利时面积的一半），拥有1700万居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蒙古可汗、元朝奠基人忽必烈当年所建的名为坎巴立克（Khanbalik）的国都。直到15世纪，这座城市才正式被称作“北京”。
忽必烈是北京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这里原本是他的祖父成吉思汗留下的一片废墟（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中国北方和当时还被称作“大都”的北京，整座城市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1264年，忽必烈决定把这里变成一个珠宝盒，而他的宫殿就是盒中最为闪亮的珠宝。1274年，在穿越中亚、结束了长达12000公里的跋涉之后，马可·波罗最终见到了这位帝王。当时忽必烈一般在上都（位于今天内蒙古正蓝旗草原，2012年6月29日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消夏，与随从、猎豹和猎隼一起捕猎，而在新都坎巴立克过冬，处理这个庞大国家的各项国事。28公里长的城墙紧紧守卫着这座刚刚建成的城市，它是一个城市规划的杰作，整体呈四方形，街道笔直，围绕南北和东西两个轴线展开。见到这种城市布局，这个习惯了狭窄弯曲小巷的欧洲人惊呆了，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它处处都是方形的，高高的土墙随处可见。这些墙高达十步（古代欧洲的计量单位）。该城有12个城门，每个城门旁都有一座气派美观的殿堂。它的每一条街道都是如此笔直……”
作为刚刚征服了汉民族的蒙古帝王，忽必烈一心想要在新的国土里镇压和平定所有的叛乱。因此，进入这座都城需要非常严格的行政审批手续。城中最重要的地方便是钟楼，人们至今还因循着元代传统，把它所处的区域称为内城。这片城区包括紫禁城、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一些受到保护的胡同，以及一些湖泊。马可·波罗告诉我们，每天晚上，钟楼都会响钟三遍（方圆50公里内都可以听到），钟声提醒城中那些地位低下的庶民，是时候离开国都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傲然独立的钟楼兴建于1420年，是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后。它对面的鼓楼同样是元代建筑（在一次火灾之后经过重建），有25个用来报时的鼓，在古代，城中居民的生活因循着鼓点的节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令人震惊的是，七个世纪之后，北京依然保留并且扩大了方方正正的城市布局，笔直的街道围绕中心（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延展开来，外环公路（现有六条，第七条即将建成）逐渐取代了城墙。
想在现在的北京城找寻忽必烈时期留下的宫殿痕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朝代更迭，元朝的宫殿已经被继任的明朝统治者毁于一旦。明朝随后在偏东一点的地方建立了紫禁城。但是通过马可·波罗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元代的宫殿完全采用的是汉族风格，“所有房间里的墙壁上都铺着金子和银子。”房间里的装饰、旗帜、绘画和雕塑上会出现龙、百鸟以及其它神话传说中的动物，比如独角兽和凤凰。这位蒙古皇帝在宫殿旁边自己设计了一个公园，包括人工岛、宝塔、小溪、水塘和亭台楼阁，这就是今天的北海公园（1925年才对公众开放），是北京最大、最美的公园之一。每天一大清早，大批退休的老人像是冲锋陷阵一般涌入公园，在里面做着各种运动，来保持良好的身体、精神状态。有些老人大声地吼着来倾吐夜间的戾气，另一些人高声诵读着老子的诗篇，此外还有更多的人在舞剑、跳华尔兹、打太极拳、练气功，甚至接受针灸治疗。
在北海公园的南角，有忽必烈时期留下的唯一遗迹—— 一个1265年的大瓮。这个瓮为精工玉制，重达三吨，可容纳一千升马可·波罗所谓的“琼浆玉露”酒（即“米酒”，以大米、黄米、高粱为主要原料，加生姜、桂皮等香料酿制而成）。这种酒的特点是“温热、性烈，容易醉人”。显然，我们的作家被可汗的美酒盛宴所陶醉了，他在书中用了两大章节描绘这一巨大的场面，称可汗所宴请的宾客多达五万人——马可·波罗书中的数据常常是不精确的，这种写作风格主要是为了凸显中国的地大物博。为此，马可·波罗也招来了许多抨击者，比如弗朗西斯·伍德（Frances Wood）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部的负责人，1995年出版了《马可·波罗真的去过中国吗？》一书。这些人嘲笑马可·波罗和他的作品，把他的书称为“百万谎言”。他们认为他是“说谎癖”，因为他的书一点都没有反应中国的真实情况，连茶和筷子的使用都没有提及。其实，书中关于酒的描写，侧面反应出马可·波罗深得元朝皇帝的喜爱，在他身边平步青云。和他周围的蒙古老爷一样，比起茶来，这个欧洲人更喜欢强劲的、充满阳刚气质的烈酒。同样地，虽然忽必烈和他的同僚所受的汉文化影响日益加重，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地道的蒙古人，他们还是像在蒙古草原上一样用双手抓饭而食，而不使用筷子。因此，这些人对马可·波罗的抨击是毫无根据的。
长城亦是如此。马可·波罗之所以没有把它称为“奇迹”，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长城与我们今天在八达岭或者慕田峪看到的长城截然不同。如今这座雄伟壮观的长城是明朝统治者（1368-1644年）留下来的。在十三世纪的时候，长城还只是一些由土块堆起来的断断续续的矮墙，在个别地方安插着哨所，仅此而已。像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并不重视长城的修建，相反，他更喜欢不停地拆除、毁坏。龙生龙，凤生凤，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明信片里的中国，“天堂”依旧
马可•波罗深受可汗的信任和委托，是他的心腹之一。为了效忠于这位伟大的蒙古君王，马可•波罗曾在中国游历17年。因为公事的原因，他曾多次到访中国东南部，被那里的细腻和美丽所征服。
关于马可·波罗有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一个即是：他是否曾在中国留居17年，即从1274年到1291年？虽然他对中国各地的风貌和居民进行了详细描述，但对于他的个人活动却一直严守口风。人们只能通过他字里行间的话语猜测他可能曾经是一位特派使节，是忽必烈可汗的特别代表。当年，20岁的马可·波罗为人机敏，会讲多种语言（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除了意大利文，他还会讲四种语言，很有可能是希腊语——在康斯坦丁的市集上使用，蒙古语，帝国的官方语言，以及波斯语和维吾尔语），有强烈的好奇心。恰好，蒙古皇帝也是如此。出于多种考虑，马可·波罗想要见识一下这个全新的国度，而可汗则想要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二人志同道合，所见略同。蒙古官方编年史《元史》两次提到一个名为“波罗”的人，称他为“私人调查员”和“副使节”。不难看出，马可·波罗是皇帝了解国家的眼睛，是近臣之一。
因着这样的身份，马可·波罗得以在这位君主治下的各省自由来往：西藏、云南，特别是华南地区。华南地区曾是宋朝的领地，汉人对新的统治者还未臣服，忽必烈可汗无法委以重任。为了加强对这片区域的统治，他选择了色目人，即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是欧洲人，比如我们这位威尼斯人。
马可·波罗曾到江苏扬州做官，在此居住三年。扬州坐落在大运河和长江的汇合处。长江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流域广阔，经过多座城市，但具体是多少座，没有人能够算出。”京杭大运河长2000公里，是沟通南北商业的大动脉，无数的财富通过大运河到达北京。大运河的挖掘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维护政治稳定。扬州曾经是一个由丝绸、河流和盐业构成的城市，如今，其支柱产业是玩具业——中国40%的毛绒熊产自扬州。这种转变证实了中国人非凡的适应能力，以及达尔文理论的不可抗拒性。
具有历史讽刺性的是，在天宁寺佛教文化博物馆——这个基督徒绝不喜爱的地方，我们居然看到了马可·波罗纪念堂。一整间屋子，全部用于陈放“这位1282年到1284年间扬州长官”的纪念品，马可·波罗被介绍成为“倡导民族合作和友谊的先驱者”。一座由现代雕刻家根据圣马克广场上的狮群创作的青铜狮，1987年由威尼斯市政府赠送给该博物馆。该铜狮创作风格过于自由，缺乏灵性，被安置在马可·波罗的祭台前，右掌下刻着圣经选段。
因职位调派，马可·波罗曾到达中国更南部的地区，在江南名城苏州和杭州暂居。中国人这样形容这两座城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拥有800万居民，城中心还保留着曾经的运河，因此被称为“东方威尼斯”。马可·波罗曾用夸张的数字来形容苏州，说城内有6000多座桥，“石材珍贵”，桥高高的，“战舰也可以从桥下渡过”。事实上，苏州大约有300座桥，最老的桥是吴门桥，桥面为驴背状，桥也足够高，可以允许一只帆船渡过。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并没有提到苏州的园林，因为它们大多建于明朝或清朝。这些园林布局巧妙，名字也引入遐想：拙政园、沧浪亭、怡园、网师园。布置细腻，注重细节，使得苏州园林的整体感觉是美轮美奂。通常园内有一座内湖，回廊环绕，阁楼林立，园林的布置遵守传统的布景三原则：藏（通过角度或是隔墙）、借（借助于小桥、假山和灌木）、框（借助于墙）。
对于马可·波罗，以及今天到来的我们来说，杭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天堂”。杭州曾是宋朝的都城（1138-1279年间被蒙古人占领），《马可·波罗游记》用了两章来描述杭州，将它称为“天空之城”，它也确实是一片盛放在绿色匣子里的珍宝。中世纪时，杭州已经拥有150万人口，是威尼斯人口数量的十倍。这位意大利人曾记录下了几项令他感到惊奇的新事物：公共澡堂、石板路、居民必须到当地官府登记名字、奴隶和牲畜的数量（以便于统计人口和征收赋税）。但是真正征服马可·波罗也征服了我们的，是西湖，它的魅力不曾因岁月流逝而消减，“西湖周围，多桥梁和美丽的房子，显示出难以描述的美好和无法衡量的财富。”西湖还是嬉戏游乐之地，“人们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婚礼或是宴会，达官贵人是这里的常客。”
文人以杭州入诗，画家以杭州入画，盛极一时的杭州曾是艺术家、读书人和享乐者的天堂。如同苏州的园林一样，杭州美景仅凭名字便能让人浮想联翩：三潭印月、玉带桥、断桥残雪、苏堤春晓，等等。马可·波罗形容杭州西湖为伊甸园，至今它仍是许多中国人最想旅行的景点，排名甚至超过长城。从年头到年尾，西湖上的游船总是载满了中国游客，用他们的照相机扫射西湖美景。
行程中间，游客们会到富丽堂皇的酒店饱餐一顿，例如“楼外楼”。杭州的美食也是远近闻名，“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皆可入菜。马可·波罗盛赞该地美食：“不曾知道的烹饪方法，不曾了解猪狗类的肮脏动物可以变得如此美味。”这位“基督徒”确实曾在许多佳肴前犹豫不决，比如海参。
后来，马可·波罗对一切产生了厌倦。在17年的流亡生涯中，思乡之情一直环绕着马可·波罗。1291年，他回国的机会出现了，波斯可汗阿佳王（Argun）遣使求娶忽必烈的女儿，忽必烈命令马可·波罗等人护送蒙古公主到达伊朗。从荷马的《奥德赛》开始，我们就知道，男人重回岸上，总是为了一个女人。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述，这次穿越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行程并不顺利，在泉州登船时共有600人，但是越过霍尔木兹海峡后，仅有18人存活了下来，包括马可·波罗和公主。直到1295年，马可·波罗才得以回到家乡威尼斯，那又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了……
发表于 2013-8-2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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