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讲话：中国没有多大的阶级冲突

Alexander

按蒋介石的说法，“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

本文摘自：《党员、党权与党争》，作者：王奇生，出版：华文出版社

　　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改组派主角陈公博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他所代表的阶级特质，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并主张国民党党员成分应维持一定的阶级比例：农民占50%，工人占30%，小资产阶级占20%。但他又声明，他虽然主张有阶级，但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故不会有阶级斗争。而且趁各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以前，可以通过“党的专政”去泯除不平的阶级。陈公博的这些主张，在清党以后“谈农工色变”、“谈阶级色变”的国民党理论界，自然令人侧目。

　　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民党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孙中山生前并未确定。本来，所谓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孙中山在1924年联俄容共以前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国民党“一大”前后也没有明确提出阶级基础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虽提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但这些语句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当时已具有以农工为阶级基础的明确观念，尚存疑问。因为该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声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而在谈到“民权主义”时，则又称“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所谓“多数之民众”及“一般平民”，显然又不以农工为限。

　　国民党“一大”宣言，本来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在宣言发表前夕，孙中山曾要求取消这个宣言，代之以他本人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而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本人起草的纲领，充满了空想和空洞的词句，只笼统地提到“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至于“人民”何所指，用什么办法去实现，孙的纲领中只字未提。鲍还提到，在讨论宣言草案时，凡涉及“工人”、“农民”之处，汪精卫等国民党人总力图用“群众”、“人民”等含糊不清的术语代替。在孙中山的理念中，本无阶级之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认为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正因为此，孙中山生前对国民党应该以什么阶级为基础，并无明确认识，也不可能有明确认识。

　　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如施存统于1926年12月所作的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的小册子中，有专节讨论“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施氏认为，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在这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中，农民是中心阶级，工人是领导阶级。施氏当时的身分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其观点与当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阶级基础的看法一致。这本小册子是施氏在中山大学担任政治训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中山大学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施氏在中大政治训育课上大谈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课后又将讲义公开出版，其影响当不在小。

　　国共分裂后，陈公博挑起“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自是一个十分痛切而又敏感的话题，故而很快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激烈的论辨。陈公博声称：

　　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中国国民党又破碎而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我为什么要分析和联合农工和小资产阶级？我为什么在各人畏言阶级的时候而偏言阶级？实在就要先找出党的基础究竟在哪里，然后才可保证党不会再失败而不会再动摇。

　　陈公博认为孙中山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国民党缺乏基本的阶级基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阶级分析方法主要由共产党人所运用。曾经参与中共建党的陈公博，思想中仍存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余绪。他谈到当时国民党内“一般老同志”盲目地说中国没有阶级，惧怕“阶级”这个术语，甚至干脆将“阶级”改称作“界”，如说到农工阶级，便说农界工界，颇能反映清党后国民党人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形。

　　针对陈公博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的主张，国民党内主要有两派不同的意见：

　　一派主张国民党代表一切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革命民众”。在“革命民众”中，军阀、官僚、买办和土豪劣绅应排除在外，地主和资本家则视情况而定。因为地主资本家“于某个时期他们是积极参加革命的，而于某个时期他们又有反动的倾向和可能。他们在参加革命的时期，国民党是代表他们的；他们如果反动起来了……国民党就不能代表他们了。”

　　另一派则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全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地主、资本家乃至军阀和土豪劣绅等都是全民的一部分。“本党所代表的全民，不是单纯的代表农工。农民不论地主、自耕农或佃农，工人不论劳工与资方，均为本党所代表的对象。”“处在半殖民地位的国家，全体的国民同是被压迫者，同是被掠夺者，大家的利害是相同的，是一致的。”

　　这两派意见实际上并无大的分歧，而后一派意见则更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主流派的主张。如蒋介石声称：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党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想。

　　蒋介石在1929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今日不患地主、资主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以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蒋介石强调，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一切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所谓“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凡中国人皆属之。按蒋介石的说法，“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

　　这场大论辩，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理论之争。它同时标志国民党阶级基础的实质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