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燕郊：一个北京卫星城的死与生

万达广场社区

　　“虽然在北京工作，但并不反感自己被称为燕郊人，待的时间久了，对这里就慢慢有了归属感。”付利民说。

　　付的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2006年，付利民考入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当时还以为燕郊在北京，报到后才发现到底还是没出省。”

　　2010年大学毕业时，时值燕郊房市大热，于是，他在当地某房企做了一年的销售员，然后才跳槽到位于北京CBD区域内的一家IT企业。

　　一年后，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一个“北漂”的北方女孩。他们利用售楼时攒下的钱，加上家里的补贴，在燕郊按揭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作为婚房，和很多居住于燕郊的“北漂”一样，开始了每天奔波于北京、河北两地的“候鸟式”生活，体验着燕郊这个卫星城带给他的家庭的温馨，以及路上的拥挤和痛苦。

　　如同在这里安家的数十万怀揣“北京梦”的外省青年，付利民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与这个十几年来以非常规速度发展的京东小城紧紧捆绑在一起。尽管一开始较多的是出于无奈，但今天在很多人看来，除了生活的惯性之外，对燕郊的未来也开始有些充满想象了。

　　但是，在燕郊之外，争论和怀疑显然更为激烈。无论是其快速膨胀的房地产业，还是薄弱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纠结的城市功能定位、园区经济的产业窘境，都在城市移民快速涌入的过程中被聚焦和放大。在经历了多年北京城市资源外溢的希望与失望后，燕郊一方面慢慢地开始走上了一个超大城市卫星城常规的发展轨道，同时，也越发严峻地面临“城市病”的侵袭。

　　这是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燕郊“死”与“生”的时刻，尽管在作为一个北京典型的卫星城发展道路上，其具备的乐观预期和悲观预期一样鲜明，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在其跌宕起伏的城市命运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中，大部分是其无法掌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卫星城的悲情一面。

　　因毗邻北京，燕郊在并不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特大型城市北京的影响，作为一个功能发展尚不成熟的卫星城，在未来无论繁荣与衰败，燕郊都将和北京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而经由对燕郊城市的过去和未来的讨论，触及的则是中国卫星城发展的问题。在很多大城市出现所谓“城市病”以及资源外溢的背景下，中国的卫星城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卫星城的发展又将为中心城市的“城市病”疏解带来什么积极的改变？

　　1. 京东房地产之城

　　在燕郊对外招商的宣传广告中，也极少见到“三河燕郊”或是“廊坊燕郊”的字样，更多打出的是“京东名城”和“北京后花园”的口号。

　　由北京去往燕郊，下了通燕高速便到了燕顺路。这条在2008年底基本完成拓宽绿化改造的道路是目前生活在燕郊的北京上班族通勤两地的主要干道之一。即使在工作日过了交通高峰时段，这里依旧车流如龙繁忙不已。

　　沿着栽种着梧桐树的步行道一路向北，除了两边多如牛毛的餐馆和商场，由南自北鳞次栉比地高耸着丽庭北岸、世纪名苑、纳丹堡、星河皓月等十余个大大小小的新式住宅小区，而仅仅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路灯、红绿灯都没有”，据付利民介绍，在改造之前，燕顺路还是一条小小的柏油马路，“晚上从纳丹堡小区出来连车都打不到。”

　　燕顺路可谓是这些年燕郊城市变迁的真实写照。十余年中，尽管争议不断，但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城市景观，燕郊的发展速度无时不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十一五”期间，燕郊高新区总共完成地区生产总值727亿元，财政收入118.4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18亿元，年均增长分别为20.11%、25.2%和26%，远高于河北省和全国的增长速度。

　　而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燕郊很快从一个普通经开区变成了被河北视为加快打造环首都经济圈战略下发挥“桥头堡”作用的区域，基本的依据之一是，作为中心城市的北京在市场导向下辐射效应将不断增强。

　　2003年，北京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而3000美元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临界点，在经济学上，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城市由极化效应向发挥扩散效应转变的开端。包括燕郊在内的北京周边的卫星城要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了。

　　具体到燕郊，其最主要的发展思路之一就是，“主动融入、全面对接、同城一体、借势发展”，这被媒体形容为“身处冀东心在京”。更直观的体现是，在燕郊对外招商的宣传广告中，也极少见到“三河燕郊”或是“廊坊燕郊”的字样，更多打出的是“京东名城”和“北京后花园”的口号。

　　而北京送给燕郊的第一块蛋糕就是土地价格释放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升温。

　　公开的数据显示，2002年燕郊普通住宅每平方米均价为1000元左右，到了作为阶段性顶点的2007年，均价达到每平方米5200元。5年时间内，房价涨幅翻了4倍，年均涨幅超过30％。

　　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由于政策及奥运概念的过度透支，燕郊房价紧随北京跳水。然而时间不长，北京新的规划政策出台再次刺激了燕郊。

　　2009年10月，北京 CBD东扩方案在第十届北京CBD国际商务节上亮相。3个月后的第二年1月，时任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在北京“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将全面启动“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的规划和建设。

　　在北京向东发展的政策下，紧邻通州、距北京CBD25公里左右的燕郊再次被看好，其房地产市场也再次开始了一轮轮升级热潮。截至今年，燕郊的平均房价已达到8500元每平米左右，一些较好的小区甚至价格破万。

　　“其实，现在的收入远没有刚毕业卖楼时高，那时哪里是售楼，不需要任何销售技巧，几千人排队领号是常见的事儿。如果没有那一年的积累，我的家庭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燕郊的房价”。据付利民介绍，2011年，他以8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当地购得一处房产，在做售楼员期间，该期小区还是6000多元，而现在价格已经过万，“不过，比起通州2万以上的均价，燕郊的价格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对当地楼市的另一利好政策来自2011年北京市出台的“京15条”。 其中，北京户籍家庭不得购买第三套商品住宅，非北京户籍家庭不得购买第二套住宅，以及非北京户籍无法提供五年以上社保、纳税证明的不予售商品住宅的规定，这个被认为是造成北京市区和周边板块市场行情冷热不均的重要原因的政策使得北京区划内被热炒的通州、顺义等地房价大幅跳水。

　　受宏观房市影响，燕郊曾出现短暂低谷，然而由于北京限购政策不适用于河北，大量被限的置业、投资需求将目光转向燕郊、香河、固安等北京周边城镇。

　　“最初还在燕郊和北京间犹豫，那时丰台、大兴的一些小户型还能够承受，‘京15条’出台后，燕郊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在有了买房的想法后，付利民一度跑遍北京各大周边郊县考察房源，他笑称自己“一到周末，就带着媳妇北京郊县一日游”，但北京的限购规定出台后，他将长长的备选房源名单几乎删完，最终还是落户在自己熟悉的燕郊。

　　巨大的投资、置业需求加速了楼盘的供应力度，记者接触的一位在燕郊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人士估计，截至目前，燕郊在售楼盘16个，总建筑面积约805万平方米。而燕郊的存量房保守估计达到13万套左右，可供52-65万人居住。

　　此外，最初作为配套产业的餐饮、超市等小型商业项目盘踞在主要楼盘周边，随着人口的集聚，基于地产导向的城市综合体建设呈现出业态多元化的趋势，以华堂、京华18洞国家标准高尔夫俱乐部、五星级福成大酒店为代表的娱乐度假综合体，以燕达国际建康城、汇福国际健康中心为代表的医疗综合体，以燕郊植物园、燕龙生态园、宏盛生态园为代表的旅游休闲综合体成为燕郊规模资本介入的物化呈现。

　　更为得到城市投资者青睐的是大型商业综合体，沿着燕顺路、迎宾路、102国道以北及周边区域分布着包括鑫乐汇、成功大广场、星罗城、天洋城购物中心、东贸国际购物中心、雷捷时代广场等近十个大型商业中心。

　　这些大型商业综合体在建及已建面积接近200万平方米，人均商业面积达4平方米，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人均商业面积1.2平方米的标准。

　　虽然这引发外界对于燕郊是否存在商业过度开发和房地产泡沫的质疑，但在付利民看来，大型商业中心带来更多的则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到了周末想看场电影不用再专门跑到北京去了，周边这么多大商场，吃饭、购物、娱乐都很方便。”

　　长期关注燕郊城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赵军认为，燕郊的快速发展与政府原先的规划并不吻合，是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推动这种发展的根本力量既不是河北的政策倾斜也非北京的有意为之。

　　2. 计划外的“京东名城”

　　区划内的卫星城尚且难以发展，身处河北的燕郊打着“与北京隔河相望，距天安门直线距离30公里”的招牌就更加变得苍白起来。

　　燕郊的发展让如付利民一样的“北漂”距自己的城市梦想不再那么遥远。

　　然而，如果梳理这座京东小城过往的历史，除了清康熙年间在此地修建行宫，成为清朝历代皇帝拜谒东陵的驻跸之所，在漫长的20世纪里，无论在经济发展特色还是地域文化上，与中国大多数不知名的内陆小镇类似，燕郊从未像今天这样符号鲜明地进入人们的视线。

　　燕郊现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约30公里，西北距首都国际机场25公里，南距天津港120公里，身处京津唐都市圈核心地带，同时也是全国离天安门最近的产业开发区，尽管和河北其他城市比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这座潮白河东岸的新兴小城在很长时间里却没能得到北京要素外溢带来的红利。

　　在研究者看来，原因之一在于燕郊及其所隶属的廊坊建国以来经历了频繁的行政区划变迁。

　　廊坊解放初属河北省通州地区，1955年河北省通州市改通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廊坊改属河北省天津地区；1973年河北省天津地区将武清等5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天津地区行政公署迁安次县廊坊镇；1981年河北省天津地区改名为廊坊地区，廊坊镇升为县级廊坊市；1989年廊坊地区与廊坊市合并，撤消县级廊坊市，改设县级安次区，地市合并后设地级廊坊市。而在60年代，燕郊所在地的三河还曾一度脱离廊坊，隶属河北唐山地区。

　　频繁的行政区划变动使得燕郊面临更高的规划和建设风险。同时，被称为廊坊“北三县”的三河、大厂、香河由于被京津两个大型城市包围而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省间飞地，“北京不投资，河北也不敢贸然投资”，夹缝中的燕郊缺乏与河北的经济联系，也就一直游离于河北经济发展的主体之外。

　　据时任燕郊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刘炜介绍，直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大量隶属于北京各部委的单位从三线进行回流，其中部分非能源利用单位进驻燕郊，随后伴随一些生产性单位的进驻，燕郊才逐渐为人所知。

　　于是，缺乏“政策关怀”的燕郊，更愿意将未来的命运交于北京，和周边的通州、顺义一起寄望区位要素能在北京不断调整的卫星城市规划中得以释放。

　　与此同时，与世界其他国际性大城市早早开始进行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实践相比，事实上，北京对于周边卫星城的规划起步并不算晚。

　　1958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其中提出了在城市布局上采取“子母城”的形式，并规划了昌平、门头沟、通县等40多个卫星镇。但实际的城市布局却参照当时的莫斯科，采取单中心加放射形路网结构模式。

　　198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重点建设燕化、黄村、通县、昌平四个卫星城，并于第二年出台《北京市加快卫星城建设的几项暂行规定》，推动郊区、郊县经济发展，并试图缓解中心城区越发拥堵的问题。然而此方案并未得以真正执行，“摊大饼”现象更加严重。

　　10年后的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中，提出建设通州、大兴黄村、昌平、亦庄、房山良乡等14个卫星城镇，并提出重点实现“两个战略转移”，即城市发展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

　　尽管在城区膨胀的压力下北京的卫星城规划实践已经持续了30余年，但这并未能让区划内的郊县城市结束漫长的机遇等待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1998年，14个卫星城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从157平方公里增长到2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仅增长不足20万。

　　城市研究学者王圣学认为，在上世纪造成北京卫星城建设成效并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只有大框架，缺乏具体的政策和有力的协调；同时，主城区与卫星城之间的安全、快速、廉价、大容量的公共交通网络尚未形成，制约了区域间的要素流通；更重要的是，以土地和户籍政策为主的政策门槛造成了过高的人口集聚成本。例如，北京市就曾规定本市居民进入小城镇“必须购买二居室以上的商品房”。

　　区划内的卫星城尚且难以发展，身处河北的燕郊打着“与北京隔河相望，距天安门直线距离30公里”的招牌就更加变得苍白起来。

　　比如，燕郊虽然在1992年被设立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但辖属8个村庄、人口不足3万，固定投资1.8亿元，地区国民生产总值2.5亿元的经济规模，和同属廊坊、毗邻北京的固安、大厂、香河、涿州等地一样，也难以让外界对其未来产生更多的期待。

　　3. 卧城之殇

　　由于集聚速度过快，使得燕郊在承接北京溢出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承接下本不应在卫星城中存在的“城市病”。

　　燕郊、通州、顺义等北京东郊卫星城的发展机遇，来自于2005年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其中对于城市格局“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设计，以及以通州、顺义、亦庄为代表的“东部发展带”和建设通州综合服务中心的规划向公众和投资者释放出北京要向东发展的信号。

　　此后，受益于北京多次的东进政策，燕郊进入了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速发展期。而与各项经济指标增长相伴的，还有城区人口的快速膨胀。

　　根据燕郊高新区公布的数据，2011年末，燕郊辖区总人口达到4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5万人，城镇化率80%，另有流动人口20万人。按照规划，2015年这座曾经的三河市建制镇将达到100万人，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体量。

　　其中，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在涌入燕郊的移民大军中，因低房价而置业的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超过30万，还包括看好燕郊发展潜力的小私营业主和一部分养老群体。

　　大量移民人口的集聚一方面发挥燕郊基于卫星城性质分担着北京因越来越高的生活、环境成本而选择离开的外溢人口，减轻中心城区过度膨胀带来的城市压力，并且成为燕郊大量城市综合体得以存活的消费基础。但基数庞大的人口群体、工作城市和生活城市相分离的现状也使得燕郊成为北京东郊的又一“睡城”。长期参与燕郊产业园区招商的龙创基业（三河）企业服务中心总经理高富强表示，配套建设、技术配套、人力成本、交通，包括互联网、人才等支撑不了国家级开发区体系，是造成燕郊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根据世界范围内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实践，卫星城的发展演变往往经历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卧城”，产业郊区化、具有半独立性的“辅城”，郊区城市化、不再依赖母城的“新城”，和以区域城市化为特点具有辐射力的“带城”四个阶段。

　　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认为，燕郊的卧城性质是一个阶段性产物，也是当前北京周边卫星城在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一个卫星城首先要形成一定规模的人口集聚，在此基础上才有产业和城市功能的完善”， 在他看来， “没有今天的卧城就没有明天的新城”。

　　虽然从城市发展进程的视角看待燕郊的北京移民可以得出相对乐观的结论，但由于集聚速度过快，使得燕郊在承接北京溢出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承接下本不应在卫星城中存在的“城市病”。

　　比如，对于北京而言，交通压力一直作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存在，而选择“逃离”的燕郊上班族却面临着更为令人头痛的通勤困境。在工作日的早晚交通高峰时段中，数百人同等一辆公交车已成为其生活的常态化写照并持续多年。

　　“如果坐公交，要想九点前到单位，六点多就得上车。”据付利民介绍，最早从燕郊到北京东四环只需要40分钟，随着交通状况的持续恶化，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起床时间不断提前，即使这样，由于路上要经过几个拥堵点，时间的不确定性还是让付利民时常迟到。而且，在其看来，每天从家到单位的历程“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间转换”，“从宽敞舒服的家里离开，走出整洁干净的小区，一到公交站，黑压压的排满了人，有时候还挤不上去，就算上了车，就跟塞进罐头里似的，等到了单位，满身的汗臭味。下了班也不想回去，挤公交能挤得窒息。”

　　据了解，目前在没有轨道交通连接的情况下，通勤两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在930路公交车基础上不断增加的诸班支线，虽然车次在不断增加，却难以承载处于快速增长期的到北京上班的人口数量。

　　“公交车太受罪，后来收入高了点，很少在高峰段去挤了，更多是和人拼车。”

　　此外，公共交通的缺口滋生了燕郊兴旺的黑车市场。在去往北京的主要公交站牌下，停靠着形形色色的大量黑车，每当行人走近，司机们立刻围拢过来抢夺客源。

　　而被热议多年的通轻轨、朝阳北路延长线和北京地铁6号线延伸至燕郊已成为历轮房价上涨的噱头，对于在日复一日的挤车等车的大多数上班族而言却不再心怀期望。“最初，每次看到这类消息都激动一下，”付利民坦言，“进入论坛，网友们也都兴奋得不得了，等后来再有人发类似通轻轨、通地铁的帖子，就会被取笑为刚来燕郊的新人。”

　　4. 落后的公共服务配套

　　“问题是，交通方面的规划我们更多要看北京的脸色，而燕郊不属于北京，北京自然不会像规划通州那么积极。” 一位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官员坦言。

　　虽然快速、大容量的交通路网体系建设的滞后被上班族认为是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职能缺失，但燕郊方面的苦衷是，不同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使得两地交通规划部门在协调对接上难以进行平等的对话。

　　“我们当然希望燕郊与北京的交通能更方便，这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但问题是，交通方面的规划我们更多要看北京的脸色，而燕郊不属于北京，北京自然不会像规划通州那么积极。” 一位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官员坦言。

　　同样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困扰的是稀缺的教育资源。2012年河北省教育厅公布数据显示，燕郊高新区共有各级各类校园19所，其中，高中1所、初中3所、小学14所，并且已启动多所学校的改扩建项目，但校舍、师资资源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一直没能好转。据悉，在新的入学季，高新区某些中小学班容量已超过70人，有些甚至达到80多人。

　　宽松的户籍政策和高速增长的流入人口让一直以招商引资为主要目标的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在面对更为严峻的公共服务压力下显得措手不及，小马拉大车的城市管理窘境也使更多的城市问题暴露出来。

　　“这两年好些了，前几年我住的小区限水停电简直是家常便饭，晚上在家加班，突然屋子就全黑了，有时还会连续停上一天。”据付利民介绍，“虽然医院多了，看病却很麻烦，北京的社保在燕郊没法用，而且有的医院收费比北京还高。”

　　在百度贴吧上的“燕郊吧”、燕郊网城等主要区域论坛中，抱怨上班、上学、就医的种种不便的帖子比比皆是。更有网友直言不讳的表示：“一直声称自己是北京的后花园，但城市配套的落后，让燕郊是否配得上‘花园’二字？”

　　城市发展速度与公共服务的鸿沟带来的不仅是城市美誉度的降低和潜在投资者的犹豫，更进一步的思考是：本应以优质的市政环境和人居环境为吸引要素的京外卫星城，缺少了高效、便捷、舒适的城市服务，仅仅凭借着楼盘的相对价格优势，对北京的溢出产业和溢出人口还有多大的磁力效应？而作为一个在目前更多承担居住功能的卫星城，在涵养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其功能定位和城市价值又将以何种方式呈现？

　　5. 园区经济的窘境

　　“很多人一听说去燕郊就辞职了，对在北京有房的人来说，到单位的时间成本太高，还有就是觉得从北京到燕郊太没面子。”

　　事实上，燕郊除了作为北京区划外的卫星城受到公众瞩目，为人忽视的另一个城市身份是国家级高新区。1992年，燕郊被河北省设立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99年被定为省级高新区，随着其经济体量的增长和工业园区建设形成初步成效，2010年底，燕郊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继江苏昆山之后第二个由县级市管辖的国家高新区，也是全国唯一设在镇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当年高新区的揭牌仪式上，46个单体投资规模在亿元以上的项目同时开工，管委会负责人曾表示将燕郊的发展目标定为“建设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和高端服务业新城”，并称将在未来20年内力争达到与中关村齐名，形成“西有中关村，东有燕郊城”的两大科技城“鼎足而立”的局面。

　　并且在此前后，燕郊陆续规划建设了以中兴产业园、燕郊精工园、华隆工业园为代表的大大小小多个产业园区，并开始大规模的招商引资。

　　虽然长时间以来燕郊的经济增长模式被诟病为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土地经济，实际上，建区的20多年间，其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机械制造为主导的工业园区在燕郊的产业结构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河北省通讯与电子专用设备产业园区、廊坊市软件外包服务基地和廊坊市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园区，并连续在河北省高新区综合考评中名列前茅。

　　“借助独特区位优势，燕郊高新区始终坚持高端定位、高端产业、高端发展，坚定不移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时任三河市委书记张金波这样概括燕郊的产业定位。

　　2012年，燕郊共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66亿元，增长10%；财政收入40.88亿元，增长21 %；实际利用外资1.85亿美元，增长76%；工业总产值354.2亿元，增长18%；工业增加值125亿元，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160.3亿元，增长13%。

　　而按照其规划，到2015年，燕郊高新区将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达到120亿元以上，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家，实现产值500亿元，经济贡献率达到70％。

　　尽管外界对燕郊2015年经济目标的实现并不看好，但其低廉的土地价格和由于近几年经济体量迅速增加带来的城市知名度使得很早便发展园区经济的燕郊比起河北其他临京卫星城更具优势。

　　“这儿的地价几乎是丰台一半”，北京北方火车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对记者表示，租金低廉是他进驻燕郊的最主要因素。

　　张松山的公司是一家以民用机械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最早成立于北京，总部和厂房都建在北京丰台区花乡并在此地运营了8年。2011年，因产业园区面临拆迁，张松山开始寻找新的落脚之地。

　　“有朋友介绍说燕郊这几年很火，过来考察几次就定下来了。”2012年初，火车头进驻燕郊创意谷产业园区，并签订20年的租赁合同。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企业搬迁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员工流失。“走了三分之一，很多人一听说去燕郊就辞职了，对在北京有房的人来说，到单位的时间成本太高，还有就是觉得从北京到燕郊太没面子。”

　　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张松山以提高工资成本的方式留住了骨干员工，但在他看来，比起降低的租金成本，代价并不算高。

　　实际上，在燕郊最新的战略规划中，张松山的企业并不算是重点引进项目。以光伏产业基地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神威药业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日本富士胶片、新加坡平易印刷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世原汽车等汽配生产企业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以中兴通讯北方产业基地、燕郊东湖创业孵化器为代表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业成为燕郊在对外招商引资中主打的名片。

　　然而看似辉煌的招商成绩并不能掩盖燕郊在探索园区经济路上面临的窘境，不仅大量的工业园区被质疑为产业名义下的“圈地运动”，更重要的是，其实际招商能力与园区配套和大量的园区用地之间巨大的缺口使得实际招商过程中的准入门槛越来越低，现实中的产业布局越发背离最初的规划。

　　虽然火车头进驻燕郊在张松山看来是“北京产业外溢的必然结果”，但对于燕郊产业园区的未来走向他却流露出忧虑。

　　他认为，现在的燕郊并不具备大规模吸纳北京溢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特别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南城行动计划、打造通州国际新城等政策规划出台以后，北京在产业转移方面会优先考虑区划内的卫星城，而隶属河北的燕郊在缺乏政府有力协调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

　　然而，即使仅考虑市场因素也并不乐观。现代高新技术产业脱离了对劳动力、资源的依赖，逐渐形成以知识、技术、信息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燕郊虽然将进驻当地华北科技学院、交通管理干部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等6所院校规划为“燕郊大学城”，并视其将为燕郊产业升级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但实际的情况是，且不论这六所二、三类院校能提供多大意义上的智力支持，大部分当地毕业生的第一选择还是进入北京。

　　“在燕郊上学最主要原因是考不上北京的院校，只好把这里当做进京的跳板。”在付利民看来，即使学校没什么竞争力，但多数学生不会选择在燕郊就业，“光从面子上就觉得挂不住，更别说让北京的人才来燕郊了。”

　　此外，除了人才匮乏，滞后的产业配套和凌乱的产业链也被认为是制约燕郊园区经济的原因。

　　6. 城市功能定位之争

　　被质疑的是，一个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区域是否具有足够的涵养能力来承担如此多且关联度不高的城市功能。

　　2010年，一位城市学者在其博客上写下这样一连串问句：“如果燕郊是北京居住拥挤的另一块安置地。那么燕郊还该有工业区吗？如果燕郊是北京的休闲度假区，那么潮白河畔还需要建设一排排居民区吗？如果燕郊是为北京提供生活资料保障地区，那么燕郊还需要有工业区与高校科技区吗？如果再将燕郊放在京津冀经济圈中看，燕郊目前的规划是合理的吗？”

　　正文下面的大量跟帖和回复印证着这样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具有卫星城和高新区双重身份的燕郊在与北京的对接中应如何定位其城市功能，并且在区域经济博弈竞合激烈的今天，对于燕郊而言，北京的中心城价值又应体现在哪里。

　　北京周边的发展现实是，即使作为区划外的卫星城，燕郊也不再是唯一。

　　在河北辖区内，分布着除三河燕郊外以固安、大厂、香河等为主的诸多邻京小城，并先后成立了河北香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廊坊市固安工业区和大厂回族自治县工业园区等多个省级经开区。

　　在北京的城市辐射效应不断增强的语境下，各城域使尽解数力争从北京外溢要素中分得一杯羹。

　　与大兴一河之隔的固安在北京两次南城行动计划、首都新机场规划方案出台的刺激下，谋划建设了60平方公里的空港产业园区，重点发展以空运为依托的高新技术制造产业，及以现代物流、航空服务为主的现代高端服务业，着力打造京南的“空港之城”。

　　香河基于十余年的产业积累，依托家具产业基地、香河家具城和物流园区，已经形成产销一体、具有完整生态产业链的“中国家具之都”。

　　大厂在2007年与北京首钢集团、北京金隅集团合作后，将集团的装备制造生产基地和新型建材生产基地落户，建设成“首钢大厂装备制造业园”和“金隅新型建材园”。

　　甚至天津的武清，通过引进大型房地产开发集团的方式，在该地区开发了大规模的以艺术社区和养老社区为主题的卫星城建设项目，其开发逻辑同样是寄望作为北京的卫星城，以获得一个理想的区位溢价。

　　今天看来，在这场具有同样明显的区位优势和通过错位发展谋求与北京对接的卫星城博弈和竞争中，燕郊好像也很难拿出更具竞争力的资本。

　　在2009年编制的《燕郊地区城乡统筹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燕郊将形成北部科学城、南部健康城，沿东外环高新技术产业带、沿潮白河旅游休闲商务带，商业中心、商务会展中心的“两城、两带、两中心”的城市布局。

　　但此规划被质疑的是，一个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区域是否具有足够的涵养能力来承担如此多且关联度不高的城市功能。

　　“最坏的情况是，每个产业都想发展，每个都变得不伦不类。”一位北京城市研究学者忧虑的表示。

　　赵军认为，传统的开发区是以工业为本，如果固守在传统的思维里，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但开发区的产业定位不能孤立、自我地看，而应该放在大的区域环境中来看。

　　北京中广信地产服务机构董事长蔡德安曾在燕郊规划发展专家媒体交流会上表示，燕郊可以抛弃传统工业、制造业，依托北京庞大的市场消费需求，将旅游、休闲、度假产业作为城市的导向性产业，建成功能明确的消费型商业城市。

　　而楼市传媒集团董事长蔡鸿岩认为，燕郊的区位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更适合将会议会展产业置入到城市产业升级中。

　　最新值得期待的机遇来自于环首都经济圈的进一步推进。今年五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曾赴河北省考察，并签署《北京市-河北省2013至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涉及7个重点合作领域，其中，打造首都经济圈位列首位。

　　实际上，早在2011年，河北就设立环首都经济圈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挂牌于燕郊，统筹协调，与北京方面加深合作、加快区域一体化的具体事务。

　　身处争议中的燕郊固然盼望着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能够更紧密的衔接，以使自身能够承接更多的来自北京的产业和资本红利。但在这个事关三方利益的棋局中，就河北方面而言，对燕郊的未来期许绝不仅仅是一个燕郊卫星城的诞生，对北京来讲，燕郊尚不成熟的城市功能也无法让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产生更多的规划和对接动力。

　　这是燕郊充满不确定性的一方面，同时，在京津冀城市群加强协作的背景下，包括燕郊在内的北京周边卫星城的未来充满想象的一方面。

　　燕郊居民付利民说，“尽管网上对燕郊诟病很多，但我一点点看着这个曾经到处是荒地的小镇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燕郊的未来是值得人期待的，否则我也不会把全部家当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