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人口城镇化靠的就是市场解决就业

万达财经

中国城镇化进入人口城镇化新阶段。3月16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中国此前三十年城镇化速度极快，却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效率缺失风险重重，不公平导致的社会阶层区隔，环境资源的承载力达到极限，文化历史快速消失。

提升城镇化关键是就业与创富机制，没有就业的提升，就不可能有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背后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就业机会最大化，没有就业没有基础社会保障机制，所谓的人口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

此次人口城镇化的目标是谨慎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12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5.3％，通过8年的时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提高7.4％，户籍人口城镇化提升9.7％，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略微快于常住人口城镇化。

制订谨慎而现实的目标，基于如下事实，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就业岗位无法满足庞大的就业人口需求，人口城镇化需要政府真金白银的保障支出，而当地政府无法通过城镇化产生的财富足额支付。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这些常住城镇人口没有能够享受到公平保障服务，因此他们的财富主要体现在乡村宅基地上空荡荡的楼房，人地分离必然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如果到2020年有1亿农民工朋友从常住城镇人口，转化成为户籍城镇人口，保守估计，政府需要支付人均10万元的转化成本，不刨除通胀，需要10万亿元的成本。

关键是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没有就业，就是死城。

要增加就业，靠的是调动市场活力，靠的是增加农民工朋友的就业技能。在2013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公布了一组数据，可以反映民间市场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独一无二的重要性：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82万亿，过去五年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1.6%。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的资产所占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占的比重超过60%。另外，非公有制经济这块税收的贡献超过了50%，GDP所占的比重超过了60%，就业贡献超过80%。如果从新增就业来看，它的贡献达到了90%。很明显，目前拉动经济主要靠的是民间市场的活力，靠国企靠央企，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中科院院士陆大道，陆先生表示城镇就业是决定城镇化速度、城镇规模的主要支撑条件。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较快，产业支撑无法跟上，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赶不上城镇新增人口的增长。我国城镇化率近年来每年增长1.3%，每年相应增加城镇人口1800万人，但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不到1200万个。此外，许多城市的新区建设是人为拉动，产业支撑不力，涉及2.6亿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和生活保障问题，他们进城后的就业缺乏稳定性。

笔者去市场买菜、剪头，坐出租车听到外地口音的，拉起家常来，这些外地的农民工朋友基本处于中低端的服务领域，而在珠三角等地的制造业工厂中，一家富士康吸纳的就业人口就达到几十万。但这样的低端就业显然无法让这些农民工朋友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立足。

此次新型城镇化规划，辟出专门一节谈“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农民工培训”，有效的技能培训是就业的前提，有什么样的就业者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完全未经培训的低端劳动力大军，是中国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的拦路虎。一些地方因为拆迁暴得厚利的农民工朋友，花光手中的钱后沦为城市贫民，有鱼无渔，城镇化行之不远。

为农民工朋友的产业培训事实上一直在做，但效率高低应该体现在农民工朋友的自主选择上，什么样的培训学校、什么样的技能受到欢迎，让农民工朋友用教育券主动投票，使整体培训效率最大化。而不是找某某乡长亲戚弄几台电脑搞个培训中心，摆摆花架子分分培训经费。

人口城镇化是硬骨头，涉及利益分配、保障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但重中之重是发展市场解决就业，使城镇化成为健康的有源之水。有市场，有就业，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