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楼继伟先生很坦诚

万达财经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中国财长楼继伟先生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反腐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伪命题，腐败与政府过多管制结合，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市场更好发挥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附议水皮先生，明确支持反腐，这是中国社会、经济跨越瓶颈的必由之路。

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中国、巴西等国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经济与腐败同样高速增长，绝不是因为腐败有效，而是在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政府主导进行大规模投资有边际递增效应。近些年政府投资越大，经济结构越差，就在于内在的贪腐毒瘤吸纳了大部分养料。贪腐风行的经济体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可能建立起法治市场经济，庞大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允许，他们将借助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阻碍法治的增长。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建设，撰写《双重悖论》一书，指出从来不存在良性腐败，忽略腐败还在一定阶段拥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增长极不稳定，还将通过拉低政府质量，进而削弱政治合法性。

我国资金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非常明显，反映增长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全面下降，商业信用负增长，中国产品不仅有低端制造的折价，还有大规模的信用折价。

贪官卷走的资产远远超过中国财富的增长量。《中国经济周刊》5月发表文章称，从2000年至2011年底，中国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另据央行2008年6月完成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位国人被掠走620元。这一数据虽然受到质疑，但社会质疑并未因此消失。随着经济规模与财富总量的扩大，贪腐的圈层进一步扩大，权贵贪腐到全民贪腐，能捞一票是一票的有毒意识如瘟疫般蔓延。

厉行反腐如刮骨疗毒，特殊时期不得不然，否则瘟疫不可扼制。指责反腐导致官员怠政、百业萧条，正如指责清理杂草阻碍稻谷生长一样可笑，如果官员公帑消费、大吃大喝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权贵才能获得资源，如果廉价资金从央企之手落到权贵之手，这样的经济体不打自灭。

政府参与多少与经济增长关系是个伪命题，关键在于有没有防止腐败的严厉制度。张五常先生推崇地方政府竞争体制，认为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林毅夫也认为现阶段政府主导大型项目不可避免。必须指出的是，政府主导、央企主导不等于没有法治，不等于任意设租寻租，如果政府主导成为权贵分肥，交通厅长、国土局长都可以火山口上的位置，这样的经济模式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模式，而是中国中世纪权贵经济模式再现于当下。

我们不需要论证是不是应该反腐，而需要论证，在目前的中国由于意识与文化土壤的关系，政府亟需退出哪些领域，以免在法治不彰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处处插手、处处设卡，增加反腐成本，使反腐难以深入。

运动式反腐的下一步是制度性反腐，中国有所推进，但执行不力。2005年10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今年，借助美国海外查税法案FATCA，全球第一离岸金融中心瑞士承诺将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中美签订的金融互惠协议，中国将配合美国执行海外查税，美国将提供中国公民在美银行账户信息，作为中国贪官的主要目标地美国的数据可享，对中国反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另一方面，上海7月召开全市司法改革先行试点部署会，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和司法责任制，探索建立省级统一管理体制。

反腐是利益架构的深度调整，各种思想冲撞，反对之声以反市场反西方为题汹涌而来，这是正常现象，此时财政部长不避讳敏感问题，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并为日后法治市场的公共预算打下基础，我们有理由致意，并对未来表示谨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