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慰安妇“进日本教科书

万达军事

从1992年起，山西诸多慰安妇受害者公开指证日军罪行，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历史，给予道歉、赔偿。期间，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指证，多次赴日本东京出庭作证，均已败诉告终。万爱花是中国女性受害者中第一个在国际讲台上控诉日军滔天罪行的人。

　　在1992年到东京参加日本战后首次国际听证会期间，万爱花老人勇敢地控诉日军暴行，由于过度悲愤晕倒在会场上，当时世界各大媒体进行了报道。

图为老人在日起诉期间和其他受害者及其子女的合影。

　　9月8日，被中国媒体称为“控诉日军性侵第一人”万爱花老人的追悼会在山西盂县羊泉村举行。从1992年起，万爱花开始发起对日诉讼，直到她病逝，依然没能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图为万爱花生前照片，表示要和日本人的法庭斗争到底。

　　2012年7月12日，太原市中医院。万爱花老人一直随身珍藏着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徽章。

9月8日，山西盂县羊泉村，万爱花老人下葬。

提及自己的经历和过往，老人不断拭泪。

　　2012年4月20日，山西太原阳曲县郑家寨村，91岁的尹玉林。早在2010年3月，尹玉林曾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写过一封寄给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信，但信件寄出后就一直没有回信。

年迈的尹玉林双腿已经无法正常走路，只能靠着拐棍勉强站起来并挪步。

　　2012年10月12日，山西太原阳曲县郑家寨村，曾经两次前往日本诉讼、中国最年长慰安妇尹玉林的葬礼在村中举行，享年90岁。二十年来，尹玉林老人和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但直到离世，她都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

图为张改香老人。

张改香老人的精神时而清醒，时而恍惚。

　　老人现在要拄着双拐才能站起来，日常的生活由一位亲属照顾。旧时裹小脚的封建习俗让她们丧失了反抗和逃跑的能力，也加剧了她们的苦难。

图为老人生活的小院落。

乐观开朗的曹黑毛老人，老人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看上彩电。

　　1995年，曹黑毛老人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提出了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

张改香老人就住在这样的小山村里。

　　年轻的时候，周喜香老人也是风云一时的妇救会主任。因为遭受日军的摧残，老人一生残疾，没有后代，只能寄居在亲戚的家里。

　　因为遭受日军的毒打，周喜香老人的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前记忆力时有时无，现在记忆力基本丧失。阴冷、黑暗的窑洞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土炕铺上褥子，再盖上一床被子就是老人现在能够享受到的一切。

　　2012年4月18日，山西阳泉盂县羊泉村，88岁老人周喜香。她的一生，几乎没有到过比镇上更远的地方。即便是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进圭据点“慰安所”，也距她家门口不过30里。

　　新华网日内瓦7月24日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4日公布审议日本有关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要求日本确保“慰安妇”问题得到独立、有效和公正的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所持的矛盾立场表示关切。委员会指出，日本一方面承认日本军方在二战期间违反“慰安妇”本人意愿，通过胁迫和恐吓手段对她们进行征募、运送和管理，另一方面又表示“慰安妇”并非强制性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弗林特曼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要突出强调日本这一矛盾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立场似乎暗示在‘慰安妇’问题上不存在真正的违反人权问题。”弗林特曼表示，日本试图利用这一立场将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变成有争议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任何违反受害者意愿的类似行为都足以被认为是侵犯人权，日本方面就此负有直接法律责任。委员会同时对曾沦为“慰安妇”女性的名誉遭攻击而再次受害的情况表示关切，并指出部分攻击是由日本公职人员做出的，另一部分攻击则是受日本模棱两可的立场影响而滋生的。委员会表示，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出的赔偿主张以及寻求刑事调查和起诉的要求遭拒，反映出受害者的人权在持续遭到侵害。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敦促日本确保“有关日本军队在二战时对‘慰安妇’犯下的性奴役行为和其他违反人权行为的所有指控都得到有效、独立和公正的调查，犯下罪行的人受到起诉，被确定有罪者受到惩罚”。委员会强调，随着幸存“慰安妇”受害者人数的减少，这一问题更加刻不容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敦促日本公布所有已获得的证据，并充分告知学生和公众有关“慰安妇”的全部信息，其中包括将这一内容充分写入教科书。同时，委员会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公开道歉，正式承担责任，并谴责任何抹黑“慰安妇”受害者或否认事实的企图。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罗德利在记者会上说，委员会认为日本应做出声明，完全、明确地承担强迫“慰安妇”受害者遭受暴行的全部责任。

　　(原标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敦促日本确保慰安妇问题得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