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刘鹤、黄奇帆在说什么

万达财经

捧的时候花好稻好，发现风险的时候弃如敝屣，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态度，显示了对金融理解的失误，与政策的粗糙。

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但三个一线城市几乎同步做了一件事，对互联网金融吹了一声暂停的口哨。

较早是宁波、重庆。公开资料显示，宁波市2015年9月全面叫停了互联网金融及线下理财平台广告，11月起暂停受理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财富管理、投资管理及咨询、资管管理等内容的类金融公司的登记注册，以及分公司的设立。重庆2015年12月29日出台了《关于加强个体网络借贷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立出十项军规。

然后轮到三个一线城市。从1月1日起，深圳暂停新增互联网金融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商事登记注册。从1月4日起，上海市工商局就已暂停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注册。这些注册代理公司称，只要是经营范围里有“金融”、“外包”等字眼的注册，都无法得到批准。另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北京方面通知规定：暂停核准跟互联网金融相关的企业和个体户名称。

一年时间，沧海桑田。互联网金融曾经被誉为“草根金融”、“普惠金融”，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解决民间散资无处投资难，但从股灾之后，似乎风向转了。决策层已经把互联网金融平台明确定性为中介平台，而不具有任何存款、贷款功能，目前各地的举措证明，互联网生态下的部分民间金融被视作难以控制的洪水。

互联网金融具有快捷、便利、监管困难的特点，从股灾时的伞型信托、到部分P2P平台跑路、到去杠杆时股市崩溃，显示了这柄锋利的双刃剑已经在割我们的手，有关方面在血流成河后才反应过来。

公平地说，互联网只不过放大了风险，风险早就存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利贷就盛行不止，“小姑娘”被判处死刑到现在的P2P，利用了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放贷的空白，向中小企业发放的高息债其实就是变相的中国式垃圾债。此前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出清，因此屡禁不绝的高利贷还不至于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但到了经济转型期，过剩产能再次面临大规模无法出清时，高利贷就成为引发全局风险的导火索之一。

互联网可以轻易而不动声色地加杠杆，股灾之前大量配资、融资进入市场，甚至包括海外的资金，去杠杆之后，各方才了解杠杆的真实规模。加杠杆本来就是高风险之举，不知道杠杆倍数简直就是火山口上的狂欢，加上中国市场的权贵特色，去杠杆结局可想而知。

社会普遍的信用不足是阿喀琉斯之踵，此前在二十年前民资银行就存在大股东控制、关联贷款，到现在为止爆出的新闻仍然显示可怕的关联贷款。

上述风险并不是民资银行的独有风险，国有银行的风险一度在于成为央企的钱袋子，缺乏风险控制与市场定价机制，只不过大型银行有上市、有扶持，不到转型关键时刻风险不会明显暴露。

顽疾未除，制度不变，监管滞后，加上锋利的互联网工具，恶果在预料之中。
市场巨震，风险突显，参加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黄奇帆的称，称“如果‘互联网 金融’和传统金融干一样的事，又把传统的金融宗旨和原则都颠覆，那会闯祸的”。平台变成集资的平台，平台作为法人把钱借给大户。这将产生金融风险，这样的“创新”是乱创新。金融最大的风险是控制风险不力，最可怕的是胡乱定价。目前看来，黄奇帆先生的思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刘鹤先生在探讨金融危机时说，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也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我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

市场人士的能力超过监管能力，在互联网、金融的第一线，动用的是真金白银，监管者受各种因素掣肘，还没有严格的法治，惟一的办法，是慢一些、再慢一些。

这可能会让中国互联网金融落后，但监管无法控制住主要风险，滞后就成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