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遗产保护：挑战与成果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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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遗产保护领域而言，即将过去的2013年是成就与问题并存的一年。一边是各地古建拆除现象此起彼伏，一边是古建复建让人眼花缭乱；山东聊城、河北邯郸等8座名城被住建部、国家文物局通报批评；成龙向海外捐赠古建筑，引发公众对“买”“捐”文物的热议。2013年的遗产保护界纷乱嘈杂，引人深思。而同时，2013年又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建筑遗产提倡积极的“再利用”，对遗产保护的理念开始“纠偏”；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开始得到国家层面更多的支持；农业遗产、教育遗产等新型遗产进入保护视野。

原标题：2013年遗产保护：挑战与成果并存

　　过度发展旅游的云南大理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

　　历史文化名城要整体保护

　　自1982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城保护制度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经过不懈努力，名城保护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大规模和高强度的旧城改造势头下，很多名城的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破坏，历史城区的整体环境更是残破不堪，空间秩序大为混乱。

　　2011年末和2012年初，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检查。今年1月，根据检查结果，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安徽寿县、河南浚县、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8座名城进行了通报批评。其中，云南大理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徽寿县为第二批，其余皆为第三批。

　　在这次检查中，诸多名城保护问题暴露出来：山东聊城以古城改造的名义进行开发，历史文化街区拆除殆尽；湖北随州本身历史遗存较贫乏，当初入选勉为其难；安徽寿县古城保护法规编制严重滞后，几十年的城市建设缺乏规划指导；湖南岳阳偏重单体文保单位的保护，历史街区在修复的名义下被大量仿古建筑取而代之；云南大理则因旅游过度开发而对遗产造成破坏。

　　与此同时，2013年，江苏泰州、云南会泽、山东烟台、山东青州相继被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123个。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增至50条

　　6月8日，在陕西咸阳举办的第八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上，第五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名单揭晓：广东省广州市沙面街、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历史文化名街、河南省濮阳县古十字街、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明清古街、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龙川水街、广东省珠海市斗门镇斗门旧街、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永宁老街、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松口镇松口古街区、江苏省泰兴市黄桥老街、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古镇上下正街街区10条街区入选。至此，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5年共评选出50条历史风貌保护较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

　　与往年相比，今年参加申报的街区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各地申报上来的街区中，有不少是小县城的、不为大众所知的街区，但是它们的历史价值很高，真实性和完整性也保存比较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认为，这充分反映了申报者已经转变观念，把视线放在了发掘保存依旧完好的街区上面，更接近了“名街”评选的真正标准。张杰表示，通过前几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的举办，街区保护的理念正在传递给越来越多的人，这也直接推动了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的开展。

　　2012年12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活动组委会决定在2013年组织专家对前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进行复查，以便更好地监督入选名街的保护情况。6月底，名街复查工作正式开始。目前，名街复查专家组已对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山西祁县晋商老街、江苏苏州平江路和山塘街、山东青岛八大关、山东青州昭德古街完成了复查。复查结果显示，这些街区保存状况良好，部分街区的范围有所扩大，街区内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有所增加。但同时，在保护和发展中，也存在着街区定位不明晰、展示方式有待完善等问题。

　　此外，6月28日，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街专业委员会在福州成立。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历史文化名街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对于进一步提升名街相关工作的学术水准、规范相关规章制度、加强业内交流合作、引导名街保护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提倡建筑遗产“再利用”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是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确定的文物保护工作基本方针。然而，多年来，在文化遗产领域一直存在重保护、轻利用的现象。以至于一提到利用，闪入人们脑海中的就是“破坏”。长此以往，建筑遗产陷入维修—空置—衰败—再维修的“冻结式保护”怪圈。有些地方甚至将这些宝贵遗产视作城市发展的“包袱”，一拆了之。

　　在建筑遗产的保护理念上，2013年是有开创性意义的一年。4月，在2013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就提出“文物要在利用中保护”的理念。7月底，国家文物局在天津召开“海峡两岸建筑遗产再利用”研讨会，这是两岸四地首次共同举办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研讨会，也是国家文物局首次将文物“再利用”作为专题展开公开探讨，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建筑遗产保护理念的“纠偏”的开始。


      励小捷在会议上的讲话发人深省。他说，与“冻结式保护”和“拆古建新”这两种极端方式相比，“再利用”能在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间建立相容并存的关系，既维系城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又将建筑遗产再次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使其成为具有活力的、与城市共同发展的一部分。同时，建筑遗产的再利用必须在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起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周俭认为，某个建筑遗产如果谈到“再利用”，往往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已经消失或衰退，或者现有使用功能会对建筑遗产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就很有必要提出“再利用”需求。但是“再利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因地制宜。业内专家认为，通过“再利用”，可以使建筑遗产恢复尊严，并继续产生价值。

　　成龙捐古建筑的反思

　　11月底，著名影星成龙将自己收藏的一栋徽派古建筑捐赠给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建龙岩长汀县。他表示，自己是在派人实地考察长汀县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后做出决定的。至此，已被媒体热炒大半年的“成龙捐楼”一事终于尘埃落定。然而，徽派古建筑遭破坏的现状仍令人担忧。

　　4月4日，成龙连发4条微博，表示欲将早年收藏的总价值过亿元的4栋我国徽派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一所大学。而据他透露，他收藏的10栋古建筑都是20年前经朋友介绍购买的。成龙欲向海外捐赠古建筑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追问，这些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古建筑是否为文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指出，这些古建筑属于文物，而且即便未评定为文保单位，也应该留在国内，进行原址保护。

　　5月10日，成龙首度公开回应质疑，他表示，4栋古建捐赠新加坡已成定局，并已开始施工。“新加坡方面保存、维修、电脑扫描等一系列保护手段非常到位，人家真（把古建筑）当成宝。”他还表示，在捐楼风波之前，内地政府从未与他联系过，倒是有不少地产项目向他招手。

　　成龙曾表示，他收藏的其他古建筑还可能落户北京、上海等地。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一轰动文保界的事件都为徽派古建筑的保护敲响了警钟。据《安徽日报》报道，黄山市现有1022个古村落，散落着6908幢古建筑及100多座牌坊。早年间，大到整幢搬迁、小到构件收藏，徽州古建筑每年流失的数量不下100幢。近些年来，徽派建筑被倒卖海外的案例屡见报端，起因大多是这些民居未被确定为文物、年久失修、地方政府经费匮乏等。

　　知名古建筑专家程极悦评价此事时说，当文物保护真正有了违法必究的问责制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时，我们的民间古建筑才不会因为缺乏保护意识、措施而不断消逝在岁月的风风雨雨之中，才有可能让像成龙先生一样手头有珍贵文物或民俗文化器物的人士，能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有足够的信任。

　　传统村落保护得到国家层面支持

　　“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2013年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这样一段表述，对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今年年初，“加大力度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域元素的传统村落和民居”还被写入了2013年中央1号文件。而这一年中，最让人欣喜的，还是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进一步“扩军”， 915个村落加入受保护行列。然而，一面是政府保护的决心，另一面却是传统村落迅速消失的势头，传统村落保护喜忧参半。

　　今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了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栏村、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嶂石岩乡嶂石岩村等26个省市区的915个村落入选。至此，已有1561个“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录。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选取6处具有代表性的古村落开展保护利用综合试点工作，力争在3年内全面完成。

　　然而，中国传统村落的存续状况却令人担忧。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使得传统村落消失的现象非常普遍，部分地区推行“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大张旗鼓地拆除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甚至实行强制性的迁村并点；另一方面，那些幸运保存下来的传统村落，空心化和过度商业化现象严重，面临原住民严重流失、传统乡村文化无人传承的困局。

　　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建立长效的保护管理机制应成为未来的工作核心。

　　新型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视野

　　2013年，农业遗产、教育遗产等文化遗产新类型进一步走入保护视野。

　　6月，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和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此，在2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中，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已达到8个，其中“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成为第一个入选的城市农业文化遗产。

　　而在此前的5月，农业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19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中国已经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申报和评选体系。在去年年底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45个项目中，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普洱景迈山古茶园、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与新疆坎儿井入选。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逐渐得到重视。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公布2013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为“教育遗产”（Heritage of Education）。教育遗产包括古代和近现代重要建筑物、历史环境等教育场所以及与教育活动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各时期重要实物、口头教学传统、民俗礼仪等。教育遗产理念的出现，为理解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遗产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对于遗产保护，2013年有不少惨痛的记忆。广州金陵台、妙高台两座民国建筑一夜之间化为废墟。而早在一年前，当地的相关部门就介入要求保存两座老建筑，一年之后，因其不具备任何文物保护单位身份，还是毁在推土机之下；因建设科举博物馆，南京夫子庙街区的解放电影院、秦淮剧场未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因扩建工人文化宫，哈尔滨一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被违法拆除……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各地斥巨资争相上演的古建筑复建浪潮。8月，济南投资近亿元复建21年前拆除的火车站，引来一片非议，被专家斥责为“一蠢再蠢”。更令人痛心的是，“复建”现象早已悄然成风：8月，为增添旅游新景点，泰州市千年古刹南山寺举行复建奠基仪式；11月，北京天桥复建完工……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认为，“拆除”与“复建”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极不尊重。“‘拆除’是没有意识到古建筑的重要性，不尊重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而‘复建’，更是没有了解其真正内涵，以为照着样子做一个仿古的出来，就能代表它原来的意义。结果就是没了‘真文物’，有了‘假古董’。”他说。（李佳霖）